回南京经古城

秋风清，秋月明。叶叶梧桐槛外声。难教归梦成。
砌蛩鸣，树鸟惊。塞雁行行天际横。偏伤旅客情。

　　这是一首抒写思乡的小令。上片起首三句，月明风清，秋色宜人，栏杆外梧桐叶被秋风吹动，发出阵阵轻响。思乡的词人睹景伤情，不禁悲从中来，更增添了思乡的愁绪，于是辗转反侧，归梦难成。

　　下片，写户外近处的景物。传入耳中的是台阶旁蟋蟀的悲鸣，夜间寂静，树上栖息的鸟儿见月光而惊飞。两句见出环境的凄凉、冷寂，正应词人孤独的思乡心理。仰首望天，映入眼帘的是大雁成行，横于天际。北雁南归，更触动了他的乡情，使他这羁旅他乡的游子倍增伤感。从听觉、到视觉的转换，拓宽了词作的意象空间，加上烘托、反衬等修辞手法的运用，游子思乡的主题逐渐深入，水到渠成，引出尾句，以“偏伤旅客情”重笔直陈作结。

　　全词把极寻常的思乡之情，写得含蓄蕴藉，曲折动人，移情于景，借各种具体可感的意象把无形的思乡曲曲传出，文心细密，动人心弦。

　　这首诗通过清明节没人祭扫荒坟的一个生活面，写出经过元末大战乱后，农村萧条凋敝的情景。此诗前两句写陈秀才还乡的情景，之后诗人自己也免不了悲从中来；后两句想象清明节墓地上的情景，反映了元末战乱后的萧条景象，表现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统治者的不满。全诗由此及彼，由个别到一般，意境渐宽，感人至深。

　　“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两句写此时此地，写诗人送陈秀才“还乡”之景。“满衣血泪与尘埃”表现了陈秀才本人的形象，陈秀才劫后余生，还乡时的形象，很是悲哀。“乱后还乡”点题，交待了时间背景，继而引出后两句。

　　“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两句写彼时彼地，是诗人想象清明节广大农村墓地上的情景。乱后家乡，百姓家破人亡，没有后辈到尊长的墓前来祭扫家乡，已经满目荒凉。这两句反映出战乱后萧条破败的乡村景象，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统治者的不满。

　　这首诗写战乱后，人生悲伤，农村荒凉之场景，感叹了元末大战“乱后”广大百姓家破人亡的惨象，诗笔由近及远，由个别及一般，意境由浅入深，由窄变阔。全诗表现了诗人同情民生疾苦的心境。诗笔由近及远，由个别及一般，意境由浅入深，由窄变阔，感人至深。

参考资料：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参考资料：

　　浮图文瑛居大云庵，环水，即苏子美沧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沧浪亭记》，曰：“昔子美之记，记亭之胜也。请子记吾所以为亭者。”

　　余曰：昔吴越有国时，广陵王镇吴中，治南园于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孙承祐，亦治园于其偏。迨淮海纳土，此园不废。苏子美始建沧浪亭，最后禅者居之：此沧浪亭为大云庵也。有庵以来二百年，文瑛寻古遗事，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此大云庵为沧浪亭也。

　　夫古今之变，朝市改易。尝登姑苏之台，望五湖之渺茫，群山之苍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阖闾、夫差之所争，子胥、种、蠡之所经营，今皆无有矣。庵与亭何为者哉？虽然，钱镠因乱攘窃，保有吴越，国富兵强，垂及四世。诸子姻戚，乘时奢僭，宫馆苑囿，极一时之盛。而子美之亭，乃为释子所钦重如此。可以见士之欲垂名于千载，不与其澌然而俱尽者，则有在矣。

　　文瑛读书喜诗，与吾徒游，呼之为沧浪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