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瓯有逸士，被褐怀英玉。森然抗风翎，不受樊笼局。
放情云海间，高举随黄鹄。朅来金陵游，素书开一束。
手抉岐俞秘，遗我长生录。言人气孔神，虚养存缘督。
周瀰八埏中，摄守仅秭粟。吾生讵有涯，寄形劳亭毒。
所贵四大身，不苦六尘触。感君指导意，万累轻蜎蠋。
愿蹑无穷门，荡志扶桑浴。去矣行别君，期闻阆风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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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一官，嫁为畿辅某官某妻。公夫人甚爱官，每迎官，婿固不遣，恚而语官曰：“而翁长铨，迁我京职，则汝朝夕侍母；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者何？”官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出，驾而宿于朝房，旬乃还第。婿竟不调。
公为都御使，与太监某守辽东。某亦守法，与公甚相得也。后公改两广，太监泣别，赠大珠四枚。公固辞。太监泣曰：“是非贿得之。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袄中，纫之。后还朝，求太监后，得二从子。公劳之曰：“若翁廉，若辈得无苦贫乎？”皆曰：“然。”公曰：“如有营，予佐尔贾。”二子心计，公无从办，特示故人意耳。皆阳应曰：“诺。”公屡促之，必如约。乃伪为屋券，列贾五百金，告公。公拆袄，出珠授之，封识宛然。
公一女，嫁为畿辅某官某妻。公夫人甚爱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语女曰：“而翁长铨，迁我京职，则汝朝夕侍母；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出，驾而宿于朝房，旬乃还第。婿竟不调。
王翱的一个女儿，嫁给京城附近的一个官员为妻。王翱的夫人非常疼爱女儿，每次要女儿回家，女婿坚持不放走。他愤怒地对妻子说：“你的父亲是选拔官吏的长官，把我调到京城做官，那么你可以整天陪侍你的母亲。况且调动我轻易得就像振落树叶，有什么可吝啬的呢？”于是女儿将想法告诉了母亲，夫人在当天准备了酒菜，跪着禀告王翱，王翱非常生气，拿起几案上的器具打伤了夫人，出门去，坐马车住到朝房里，十天后才回家，女婿最终没有被调职。
公为都御使，与太监某守辽东。某亦守法，与公甚相得也。后公改两广，太监泣别，赠大珠四枚。公固辞。太监泣曰：“是非贿得之。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袄中，纫之。后还朝，求太监后，得二从子。公劳之曰：“若翁廉，若辈得无苦贫乎？”皆曰：“然。”公曰：“如有营，予佐尔贾。”二子心计，公无从办，特示故人意耳。皆阳应曰：“诺。”公屡促之，必如约。乃伪为屋券，列贾五百金，告公。公拆袄，出珠授之，封识宛然。
王公做都御史时，同太监某人镇守辽东。这个太监也奉公守法，同王公相处得很好。后来王公改调两广任职，太监哭着送别，赠给大宝珠四枚。王公坚决辞谢不受。太监哭着说：“这大宝珠不是受贿得到的东西。以前先皇把僧保所买来的西洋珠赏赐给左右近臣，我得到八枚，今天拿一半给您赠别，您本来就知道我并不是贪财的人啊。”王公接了宝珠，放进自己所穿的披袄，把它缝在里面。后来回到朝廷，寻找太监的后代，找到了他的两个侄子。王公安慰他们说：“你们的老人很廉洁，你们恐怕为贫穷所困吧？”二人都说：“是的。”王公说：“如果你们要有所经营，我帮你们出钱。”太监的两个侄子心里盘算，王公无法办到，只不过是表表老朋友的心意罢了。都假装答应说：“是”。王公几次催促他们，一定要按照说定的办。于是他们就假造了一张买房子的契约，开列的价钱是五百两银子，告诉王公。王公拆开披袄，取出宝珠交给他们，那包裹的记号，仍然是原来的样子。
公一女，嫁为畿(jī)辅某官某妻。公夫人甚爱女，每迎女，婿固不遣(qiǎn)，恚(huì)而语女曰：“而翁长铨(quán)，迁我京职，则汝朝夕侍母；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lìn)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出，驾而宿于朝房，旬乃还第。婿竟不调。
公：指王翱。畿辅：京都周围附近的地区。畿，古代王都所在处的千里地面，后多指京城管辖的地区。辅，亦指京城附近的地方，如汉代京城之外有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政区，称三辅。某官某：作什么官的某人。某，前一个代官职，后一个代其人姓名。固：副词，坚决，坚持。不遣：不让回娘家。遣，打发走。恚：怨怒。语：告诉。这一句意谓你父亲为吏部长官。而：你，代词。翁：父。长：长官。这里用为动词，做……长官。铨：铨选，唐宋至清选用官吏的制度，由吏部按照规定任免、考核、选拔官吏。故吏部亦称“铨部”，其长官称尚书。迁我京职：把我调任京城的官职。迁：古代调动官职叫“迁”，一般指升职。则：连词，那么。汝：你。朝夕：天天，时时。且：连词，况且。表示意思上的更进一层。振落叶：摇下正在凋落的树叶。振，摇动。耳：而已，罢了。而：可是。固吝者何：为什么硬要这么吝惜力气呢。固，坚持。寄言：寄语，托人带话。白：告诉。案：几桌，此指餐桌。一说，古时进食用的短足木盘。驾：坐车。朝房：官吏上朝前停留休息的房舍。旬：十天。乃：才。第：府第，王公大臣的住宅。竟：终于。不调：没有调职。
公为都御使，与太监某守辽东。某亦守法，与公甚相得也。后公改两广，太监泣别，赠大珠四枚。公固辞。太监泣曰：“是非贿(huì)得之。昔先皇颁(bān)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袄中，纫之。后还朝，求太监后，得二从子。公劳之曰：“若翁廉(lián)，若辈得无苦贫乎？”皆曰：“然。”公曰：“如有营，予佐尔贾(gǔ)。”二子心计，公无从办，特示故人意耳。皆阳应曰：“诺。”公屡促之，必如约。乃伪为屋券，列贾五百金，告公。公拆袄，出珠授之，封识宛然。
都御史：都察院的长官。都，总。御史，明清是监察官吏的官，属都察院。太监：清朝宦官统称。明朝时宦官首领称太监。辽东：明朝在今辽宁省内设辽东都指挥司，防守边境。甚相得：相处得很好。相得，互相投合。改：改任，改换官职或另任某官。两广：广东和广西两省。王翱调任总督两广军务时在年（代宗景泰三年），时年六十九岁。泣：小声地哭。枚：本义为树干，引申为计量单位，犹“个”、“颗”等。是：指示代词，这，指大珠。贿得：通过受贿得到。贿，贿赂，这里指接受贿赂，用作“得”的状语。先皇：先朝皇帝。先，对已去世者的尊称。此处指明成祖或明宣宗。颁：赏赐。僧保：人名，不详。货：买。西洋：泛指南洋群岛、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东非等地。明成祖时，曾命郑和等七次下西洋。于：给。侍臣：皇帝左右的近臣，包括太监。某：自称之词，指代“我”。焉：语气助词。别：赠别。固：副词，本来。内：同“纳”，放入。著：“着”的本字，穿。披袄：穿在外面的上衣，大多是夹的或棉的。纫之：意谓把珠缝在披袄中。纫：缝。后：后代，此处指太监的继承人，过继之子或养子。从子：兄或弟的儿子、侄子。之：慰问他们。若，你们，代词。得无：犹言“莫非”、“恐怕”，表示对事实的测度。苦贫：苦于贫穷，为贫穷所困。然：表应对的副词，常单独成句，可译作“是的”，“对”。营：经营，置办，指做生意或买房产等。予：我，代词。佐：辅助，帮助。贾：同“价”，钱。心计：心里盘算。无从办：无法办到。特：副词，只，不过。故人：旧友，老朋友。阳：同“佯”假装，伪装。诺：答应的声音，表示同意、顺从。犹“是”，“好吧”。如约。按照约定的办。如，依照。乃：于是，就。副词。伪为屋券：假造一张买房子的契约。为，动词。券，契据。古代的券常分为两半，各执其一作为凭证，如今之合同。列贾：开列的价格。五百金：五百两银子。金，古代计算货币的单位。先秦以黄金二十两为一镒（yì），一镒称一金；汉代以黄金一斤为一金；后来以银子为货币，银一两称一金。告公。授：给予，交给。封识宛然：意谓原来封好的记号仍然是那样，即仍是原来包裹的样子。识，同“志”，标记，记号。宛然，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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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渚风高酒乍醒，川途渺渺正扬舲。
江风阵阵让人酒意咋醒，行舟扬帆行驶只觉路途遥远，一片茫茫。
浪花作雨汀烟湿，沙鸟迎人水气腥。
溅起的浪花化作细雨眼前一片氤氲朦胧，水鸟向人俯冲，水的腥气扑面而来。
三国旧愁春草碧，六朝遗恨晚山青。
三国、六朝俱成陈迹，唯有春草、晚山依然青碧。
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
不想倚着船棹吹奏长笛，唯恐会有蛟龙潜出水面来听。
江渚(zhǔ)风高酒乍醒，川途渺渺正扬舲(líng)。
江渚：江边。扬舲：扬帆。
浪花作雨汀烟湿，沙鸟迎人水气腥。
三国旧愁春草碧，六朝遗恨晚山青。
不须倚棹(zhào)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
棹：划船的一种工具，形如桨。
“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雄旷浩渺的长江，激发了多少文人的灵感诗情。这首过江诗，就是一篇得江山之助的佳作。
首联以直叙入题，展示的是一幅江行的画面；江风阵阵，吹送着渡船从渚边出发，向着遥远的对岸驶去。然而字里行间，又隐现出了船上诗人的心态。一方面，“酒乍醒”，精神一振，于乘风破浪中自然生出浩然和快意；另一方面，“风高”必然水急，当是舟行甚速，而诗人却有“川途渺渺”之感，是一种苍凉迷惘的心情。这种既壮又悲的旅感，便为全诗定下了基调。
颌联写目击的江景。陆地渐远，茫茫蒙蒙如笼烟雾，所谓“汀烟”，说明渡船已到江心。此时江浪扑面而来，撞击船身而碎成沫雨，更加濡湿了视界；劈波而行搅动了水中的腥气，引来了俯冲而至的水鸟。这一联于视觉之外，尚有“湿”的触觉和“腥”的味觉，使人如身临其境；写的虽是浪花、沙鸟之类的船外之物，却现出了船行的动感；风高浪急而唯有“沙鸟迎人”，又进一步印证了“川途渺渺”的孤茫的旅况。从而将过江的题面，更加生动、淋灕地表现了出来。
由近瞻转入远眺；更由广袤的空间而及于纵深的时间；这主产生了颈联的神来之笔。长江不仅是时代的见证，而且以其天堑的地位直接影响着人类的历史。江山年年如旧，人事几许盛衰，浩荡不息的大江最善于向人们提醒这种时空的错位。在诗歌的语言中，春草与“愁”、青山与“恨”本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三国旧愁”、“六朝遗恨”与“春草碧”、“晚山青”恰又无一不是本地风光，达到了“情”与“景”的完美结合。三国、六朝历史的旧愁遗恨集中反映在长江南岸地区，由此也可推断出诗人的“过江”是由北向南，此时江南已遥遥在望。
尾联借倚棹吹笛的欲望，抒寄诗人的余情。《博异志》：“笛吹三声，水上风动，波涛沆漾，鱼龙跳喷。”苏轼《前赤壁赋》记江夜泛舟，“客有吹洞箫者，……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这里的“不须倚棹吹长笛，恐有蛟龙潜出听”，从大江的一面说，益见出江上的波谲云诡，与“浪花作雨”呼应；从诗人的一面说，则是雄豪与悲凉两兼的心情的自然发露，与首联的“扬舲”之初的情调遥映。
这首七律依过江的行程步步展开，而又一气呵成，气局严整而遒劲。尤其是颈联将怀古与即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感慨深沉，意味无尽，足称警策。这首诗曾误入同时人张弼集中，使他意外受惠，以“六朝遗恨晚山青”扬名于世。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为之辨误，断为钱晔所作。钱晔为牧斋的族祖，《列朝诗集》的说法当属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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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滔滔长江从万山中奔腾而来，山的走势和江的流向都是由西向东的。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而只有钟山山势由东向西，蜿蜒如龙，似乎要与江河相抗衡。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长江与钟山相互争雄，两者之势堪称天下壮景。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相传秦始皇曾在钟山之下埋下黄金，以振“王气”，但这里山川灵秀之气象至今还是旺盛的。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我心中的忧思怎样才能解开？醉着酒走上雨花台看看。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雨花台上，面对荒烟落日，一种旷远迷茫的怀古之情，油然而生。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石头城下，江水震怒汹涌，北边的千万铁骑怎敢渡江？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不过吴主孙皓，打着黄旗北去洛阳，竟成俘虏，这分明是凶兆，可见连铁索横江都不牢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历经前代吴国，后代南朝，六朝故都宫阙荒芜，草木已繁茂！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一方霸主忙于割据称雄，几度厮杀之，只能使血流入江河似寒潮一般。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我这一生，遇到圣人很是幸运，起江南发兵，平定争霸之乱，如今已得休养生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从此四海之内永远一家人，长江不再用以限阻南北。
参考资料：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6-1092、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8-903、 刘民红，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主题辨析，《语文学刊》 2006年18期大江来从万山中，山势尽与江流东。
“山势”一句：这句说，山的走势和江的流向都是由西向东的。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chéng)长风。
钟山：即紫金山。“欲破”一句：此句化用《南史·宗悫（què）传》“愿乘长风破万里”语。这里形容只有钟山的走向是由东向西，好像欲与江流抗衡。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yì)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秦皇”二句：《丹阳记》：“秦始皇埋金玉杂宝以压天子气，故名金陵”。瘗（yì），埋藏。佳气，山川灵秀的美好气象。葱葱，茂盛貌，此处指气象旺盛。王，通“旺”。
我怀郁(yù)塞何由开，酒酣(hān)走上城南台；
郁塞：忧郁窒塞。城南台：即雨花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坐觉：自然而觉。坐，自，自然。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dù)？
石头城：古城名，故址在今南京清凉山，以形势险要著称。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黄旗入洛：三国时吴王孙皓听术士说自己有天子的气象，于是就率家人宫女西上入洛阳以顺天命。途中遇大雪，士兵怨怒，才不得不返回。 此处说“黄旗入洛”其实是吴被晋灭的先兆，所以说“竟何祥”。铁锁横江：三国时吴军为阻止晋兵进攻，曾在长江上设置铁锥铁锁，均被晋兵所破。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què)何萧萧。
三国：魏、蜀、吴，这里仅指吴。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均建都金陵，史称六朝。这里指南朝。萧萧：冷落，凄清。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英雄：指六朝的开国君主。务割据：专力于割据称雄。务，致力，从事。
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圣人：指明太祖朱元璋。事休息：指明初实行减轻赋税，恢复生产，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事，从事。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四海永为家：用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从今四海为家日”句，指全国统一。
参考资料：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106-1092、 金性尧．明诗三百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88-903、 刘民红，高启《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主题辨析，《语文学刊》 2006年18期诗的开头描写所看到的景色：长江从万山丛中呼啸东下，锺山似蟠龙乘风西上。江山形胜，使诗人想起当初秦始皇曾在此地埋下金玉杂宝，以镇压金陵的“天子之气”，但徒劳无功，金陵依然“王气”旺盛，此时又成了新建立的朱明王朝的京城。 接着笔头一转，写诗人自己的心绪和感慨。诗人说自己本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塞”而在酒后登台眺江的。建国之初，气象更新，何来愁思？读完全诗，便不难明白，他是从历史的教训而生忧患。“荒烟落日”的远景使他引发“苍茫万古意”，石头城下的涛声使他想起了三国、六朝的旧事。当年南朝陈后主君臣曾以为“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后来却成为北军的阶下囚。三国吴主孙皓迷信“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的谣传，带了王室及后宫数千人要去洛阳称帝，结果途遇大雪，士卒怨怒，只好返回。过了九年，晋军伐吴，吴在长江险要之处设置铁链，横锁江面，可是依旧挡不住进攻，孙皓只好出城投降。此时自三国东吴建都以来的六朝宫殿，都已杂草丛生，残败破落，那些妄想凭藉长江天险割据一方的“英雄”，只能让血流如潮，给百姓带来灾难，而一无所得。
最后四句又回到现实，诗人庆幸躬逢盛世，歌颂“圣人”朱元璋平定天下，与民休息，从此可以四海一家，不再因长江分割南北而起干戈。联系全诗主旨，这与其说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毋宁说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居安思危，新建起来的明朝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所以这四句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豪放伟岸，又沉郁顿挫。
全诗气势豪放，音韵铿锵，舒卷自如，纵横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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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经，常道也，其在于天谓之命，其赋于人谓之性，其主于身谓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阴阳消息之行焉，则谓之《易》；以言其纪纲政事之施焉，则谓之《书》；以言其歌咏性情之发焉，则谓之《诗》；以言其条理节文之著焉，则谓之《礼》；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则谓之《乐》；以言其诚伪邪正之辩焉，则谓之《春秋》。是阴阳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诚伪邪正之辩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夫是之谓六经。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阴阳消息者也；《书》也者，志吾心之纪纲政事者也；《诗》也者，志吾心之歌咏性情者也；《礼》也者，志吾心之条理节文者也；《乐》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诚伪邪正者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辩焉，所以尊《春秋》也。
经是永恒不变的真理，它在天称为“命”，秉赋于人称为“性”，作为人身的主宰称为“心”。心、性、命，是一个东西。它沟通人与物，遍及四海，充塞天地之间，贯通往古来今，无处不存，无处不是同样，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所以它是永恒不变之道。它表现在人的情感里，便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谦让之心，是非之心；它表现在人际关系上，便是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兄弟之序，朋友之信。因此恻隐心、羞恶心、谦让心、是非心，也就是亲、义、序、别、信，是同样一件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存在，即永恒不变之道。这永恒不变之道，用以阐述阴阳盛衰的运行，便称它为《易》；用以表明纪纲政事的施行，便称它为《书》；用以传达歌咏性情的感发，便称它为《诗》；用以显示体统仪节的表征，便称它为《礼》；用以宣泄欣喜和平的跃动，便称它为《乐》；用以辨别真假邪正的标准，便称它为《春秋》。因此阴阳盛衰的运行，以至于真假邪正的评价，同样是一个东西；都是心、性、命。这些都是沟通人与物，普及四海，充塞天地，贯穿古今，无处不存，无处不相同，无处可能改变的真理，唯其如此所以称为六经。六经不是别的，就是我们心中永恒不变之道。因此《易》这部经，是记我们内心的阴阳盛衰的经：《书》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纪纲政事的经；《诗》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歌咏性情的经；《礼》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体统仪节的经；《乐》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欣喜和平的经；《春秋》这部经，是记我们心中的真假邪正的经。君子的对待六经，省察心中的阴阳盛衰而使之及时运行，这才是尊重《易》；省察心中的纪纲政事而使之及时施行，这才是尊重《书》；省察心中的歌咏性情而使之及时感发，这才是尊重《诗》；省察心中的体统仪节而使之及时表露，这才是尊重《礼》；省察心中的欣喜和平而使之及时跃动，这才是尊重《乐》；省察心中的真假邪正而及时地辨明，这才是尊重《春秋》。
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犹之富家者之父祖，虑其产业库藏之积，其子孙者或至于遗忘散失，卒困穷而无以自全也，而记籍其家之所有以贻之，使之世守其产业库藏之积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穷之患。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犹之产业库藏之实积，种种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记籍者，特名状数目而已。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是犹富家之子孙，不务守视享用其产业库藏之实积，日遗忘散失，至于窭人丐夫，而犹嚣嚣然指其记籍。曰：“斯吾产业库藏之积也！”何以异于是？
大抵古代圣人的匡扶人间正道、耽心后世的颓败而著述六经，正如同富家的上一辈，耽心他们的产业和库藏中的财富，到子孙手里会被遗忘散失，不知哪一天陷入穷困而无以自谋生活，因而记录下他们家中所有财富的账目而遗留给子孙，使他们能永世守护这些产业库藏中的财富而得以享用，以避免贫困的祸患。所以六经，是我们内心的账本，而六经的实际内容，则具备在我们内心，正如同产业库藏的财富，各种各样的具体物资，都存在家里。那账本，不过记下它们的名称品类数目罢了。而世上学六经的人，不懂得从自己的心里去探求六经的实际内容，却空自从实际之外的仿佛的形迹之中去探索，拘守于文字训诂的细枝末节，鄙陋地以为那些就是六经了，这正像富家的子孙，不致力守护和享用家中的产业库藏中的实际财富，一天天遗忘散失，而终于变成穷人乞丐，却还要晓晓地指着账本，说道：“这便是我家产业库藏的财富！”同这有什么两样？
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犹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唉！六经之学，它的不显扬于人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重视功利，崇奉谬论，这叫做淆乱经义；学一点文字训诂，教授章句背诵，沉陷于浅薄的知识和琐屑的见解，以掩蔽天下的耳目，这叫做侮慢经文；肆意发表放荡的论调，逞诡辩以取胜，文饰其邪恶的心术和卑劣的行为，驰骋世间以自高身价，而还自命为通晓六经，这叫做残害经书。像这样一些人，简直是连所谓账本都割裂弃废掉了，哪里还知道什么叫做尊重六经呢！
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于民，则慨然悼末学之支离，将进之以圣贤之道，于是使山阴令吴君瀛拓书院而一新之；又为尊经之阁于其后，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阁成，请予一言，以谂多士。予既不获辞，则为记之若是。呜呼！世之学者，得吾说而求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为尊经也矣。
越城过去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了。知府渭南人南大吉君，在治理民政之暇，即慨然痛惜晚近学风的颓败，将使之重归于圣贤之道，于是命山阴县令吴瀛君扩大书院使之一新，又建造一座尊经阁于书院之后，说道：“经学归于正途则百姓就会振发，百姓振发那便不会犯罪作恶了。”尊经阁落成，邀我写一篇文章，以晓喻广大的士子，我既推辞不掉，便为他写了这篇记。唉！世上的读书人，掌握我的主张而求理于内心，当也大致接近于知道怎么样才是真正地尊重六经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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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天下者，常图其难难而忽其难易，备其难可畏而遗其难不疑。然而，祸常发于难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难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难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难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难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难能周，非法术之难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难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灭诸侯：指秦先后灭韩、魏、楚、赵、燕、齐六国。封建：指自周以来的分封制。郡县：秦统一中国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郡，郡下设县，郡县长官，均由中央任免。汉帝：指汉高祖刘邦。起陇亩之中，刘邦出身农民家庭。起兵反秦前，只做过乡村小吏“泗水亭长”。陇，田垄。建庶孽：指汉高祖即位后大封同姓诸侯王。七国：指汉高祖所分封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临淄七个同姓诸侯王。篡弑之谋：汉景帝在位时，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以诛晁错为名，举兵叛乱。王莽：西汉末年外戚，逐渐掌权后称帝，于公元九年改国号为新。祚（zuò做）：皇位。光武：东汉光武帝刘秀。哀、平：西汉末年的哀帝刘欣、平帝刘衎。晋：指西晋。唐太宗：李世民。武氏之杀其子孙：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民间流传《秘记》说：“唐三世之后，女主武氏代有天下。”太宗问太史令李淳风，答道：“臣仰观天象，俯察历数，其人已在陛下宫中，不过三十年，当王天下，杀唐子孙殆尽。”武氏：指武则天，她十四岁被唐太宗选入宫中为才人。高宗时立为皇后，参预朝政。中宗即位，临朝称制。次年废中宗，立睿宗。689年（载初元年）又废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她执政数十年间，屡兴大狱，冤杀许多李唐宗室和朝臣。宋太祖：赵匡胤，宋朝开国皇帝。五代方镇：指唐代以后五代的后梁朱全忠、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后周郭威等拥有兵权的藩镇。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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