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德清教场亭

　　从词面所描绘的意境看，这是一首暮春游湖、即景抒怀之作。上阕写杭州西湖景色。起句“半堤花雨”，扣住西湖，写词人绕堤游览，但见堤上春花凋残、落红委地;次句“对芳辰”，点明了时令为暮春三月。这样的西湖景观，写得既概括，又形象。上阕的关键句是“消遣无奈情绪”。“无奈”者，空虚寥落、无可奈何之谓，词人心中本有愁绪，欲借游湖赏景以排遣，谁知所对芳辰，竟是春意阑珊，反而加重了内心的愁绪。下面数句铺写触目所见，则无不浸透了这种对景难排的惜春、伤春之情，而自然景物也自然染上了词人的主观心境色彩：“春色尚堪描画在，万紫千红尘土。”春色虽尚堪描画，但如锦如簇的春花已“零落成泥碾作尘”，好景不长，大势已去。至于春鸟的鸣叫，又令人黯然伤神：“鹃促归期，莺收佞舌，燕作留人语。”杜鹃哀啼“不如归去”，仿佛在送别残春;黄莺收起了巧啭悦人的歌喉，使春光更显寂寥;惟有紫燕的呢喃之声，似尚在作留人之语。歇拍两句，推出一景：“绕栏红药，韶华留此孤主。”红红的芍药花在栏杆边盛开，似乎仍在有意装点着春色，这大概即前面“春色尚堪描画在”之意;但那灼人眼目的红色，点缀在“万紫千红”已“尘土”的背景之上，未免寂寞，一点红，难为春，也有点惨然。“韶华留此孤主”一句，可谓情景双绘，它既是西湖景色的聚焦点，又是情感流露的突破口。面对着这一丛大自然留存的芍药花，也即春天的最后点缀，词人不禁从胸中发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叹息，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种凄凉幽怨的万不得已之情。明眼人一看即知，惜春、伤春，只是词人的浅层情感，更深层的，乃是国危家亡的政治感慨，一个“孤”字，为上阕之眼，已经隐隐透露出其中消息了。

　　换头三句：“真个恨杀东风，几番过了，不似今番苦。”似结似起，既总揽上阕的伤春之意，又自然转入下阕的忧国之情。“真个”是恨极之语。东风过了，春意阑珊，年年如此，然惟有今昔分外令人可恨;显然，词人恨之所在，并不是自然界的节序更替、年光流逝，而是人事的沧桑变化。“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前句说南宋君臣的宴安享乐如过眼云烟，顷刻磨灭，后句说军情紧急，北兵将至，使词意顿时醒豁。词人面对湖山胜景，念及危亡之祸，近在旦夕，大好河山，难免易主，于是触景伤情：“湖水湖烟，峰南峰北，总是堪伤处。”真乃字字凄咽，语语沉痛!至此，则上阕的“无奈情绪”云云，其政治内涵，更一目了然了。末结以景写情，由直而曲，倍见含蓄之致：“新塘杨柳，小腰犹自歌舞。”仍回到春景，“犹自”两字，用笔拙重，景中见情，意同“隔江犹唱后庭花”，词人的潜台词是：杨柳袅娜，如在东风中得意地舒腰曼舞，它何曾懂得世人优国伤时的苦痛呢。无限感慨，全在词人有意摄取的事物景象中曲曲传达了出来。

　　古人作诗词，常借景物以抒情怀，这首《百字令》所描绘的暮春之景，可以看成是作者以艺术形象来象征南宋小朝廷大势已去，旨在抒发其残山剩水之叹，家国危亡之哀。全篇比中有赋，尽管“乐事赏心磨灭尽，忽见飞书传羽”两句直陈其事，词境还是比较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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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观和苏轼这对师生在落难中相会，却没有一丝相逢的喜悦。相向无言，愁容满面，两鬓苍苍。他们或许已经预感到“后会不知何处是”，也许今生无望！所以只有一再劝酒：“小槽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词中弥漫着一股凄凉的气氛。

　　起句“南来飞燕北归鸿”，套用古诗句式，作为比兴，似乎有点喜，但接下去说：“偶相逢，惨愁容。”可见二人相见之初，即愁容满面。他们远谪南荒，历尽艰辛，自然容颜憔悴，十分愁苦。此刻贬所逐步内徙，虽是好事，但并未带来欢悦，他们仍有重重顾虑，甚至都自作了挽词和墓志文，准备一死。“绿鬓朱颜重见两衰翁”，涵盖面极广，从青年时代，一直写到老年。此时，政治上的无情打击，已断送了他们的前途，断送了他们的青春，所以他们觉得老了，成了“衰翁”。“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三句，尤其沉痛。在别后的六年中，二人罪名一再增加，贬所不断迁徙。这中间，该有多少苦楚，然而作者仅用“无限事，不言中”六字概括，非不言也，是不能也。北宋森严的党禁，于此可见一斑。

　　词的下阕，乃写饯别。当时雷州，地处蛮荒，经济十分落后，在迁谪中的秦观能够备酒为乃师饯行，已属不易。“小槽春酒滴珠红”虽然用典，但出语自然，形象逼真，更兼词人殷勤劝酒，倍觉感人。“莫匆匆，满金钟”六字，写出了当时迁臣所处的环境，一边有部使者（犹后世的监差）在旁，王命不可延迟，苏轼要匆匆上路；一边是秦观借酒挽留，哪怕是多留一会儿也是好的，师生情谊，何其深永。“饮散落花流水各西东”一句用比喻，化用李煜、柳永词成句，非常恰切，给人以无穷的想象。“后会不知何处是，烟浪远，暮云重”三句，以景结情，蕴含深远。苏轼西去廉州，关山远隔，前途未卜，秦观不由地担起心来。此刻他望着烟雾腾腾的江面和重重叠叠的暮云，怅然出神。虽未言情，而无限深情，自寓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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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于时保之，子之翼也；乐且不忧，纯乎孝者也。违曰悖德，害仁曰贼，济恶者不才，其践形，惟肖者也。

　　知化则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恶旨酒，崇伯子之顾养；育英才，颍封人之锡类。不弛劳而厎豫，舜其功也；无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体其受而归全者，参乎！勇于从而顺令者，伯奇也。

　　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作为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张载的《西铭》在传统社会即备受赞誉而传诵不绝，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篇铭文虽然仅有250余字，但却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直到今天，这篇铭文所描述的价值理想，所展现的人生追求，仍然有着积极而丰富的意义。

　　张载认为，佛老的盛行和儒学的衰微，是导致当时社会价值体系多元冲突的思想根源。张载批评佛道二教，“彼语寂灭者往而不反，徇生执有者物而不化，二者虽有间矣，以言乎失道则均焉”。佛教否定现实世界的实存性而追求自我的涅槃寂静，道教否定现实世界的运动性而追求个体的长生久视，虽然二者立言本旨有所差异，但都否认社会存在的整体性、实存性，失却对社会现实的关怀，抛弃了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因而不是合乎世界本真和社会需要的价值观，要解决社会问题，就要弘扬积极入世、关怀现实的儒学价值观。故张载以千古寥寥之勇，造道关中，与佛老计得失，为儒学阐新命，他仰思俯读，博闻强记，稽天穷地，探赜索隐，终其一生而未尝止息，最终立足于当时的社会实际，确立了以儒学为价值本位、以“天人合一”为理论特色的哲学体系。《西铭》正是张载哲学思想和价值理念的集中表现。

　　张载以社会现实为终极关怀，他所要继承的，是以孔孟六经为代表的儒学价值观，他所要确立的，是以博大胸襟关怀社会、关注民生的现世主义。孔子道“仁”，孟子言“善”，张载则认为“仁”是人的价值本性，提倡以“仁”为本的价值取向，这是张载对孔子仁学和孟子性善论的综合发展。在张载看来，“仁”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与自我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孝悌友爱，而是对包括自我、家庭、社会、自然等所有存在的无限的、普遍的关爱，将这种源于自然、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推及社会中所有人乃至宇宙万物，是张载价值理念的基本取向。

　　为了实现社会全体对“仁”的价值理念的认同，张载主张发挥自我心灵的知性作用，面向宇宙寻求人的价值本性的根源。他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理论命题，并在宇宙观的基础上论证了其价值观的真实性、合理性。在张载看来，整个宇宙是充满“太和”之气的整体实在，天地万物的品类咸亨，皆是“气”大化流行的结果，故个体之我不仅和他人，而且和宇宙中一切存在，本质上都是同一的“气”。张载的“气”论，肯定了宇宙万物存在的实在性、整体性、运动性、和谐性，是对虚妄的、孤立的、静止的、对立的佛道世界观的有力批驳，这种万物一体的宇宙观，是张载“仁”学的宇宙论基础。

　　在此基础上，张载建构了一个“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宇宙社会观。在《西铭》开篇，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乾卦至健，代表自强不息的精神；坤卦至顺，代表厚德载物的品性；乾坤精神是宇宙演化运动的内在动力，万物生生不息的终极根源。在宇宙万物之中，天地相互交感而创生万物，至诚无私的庇养万物，是乾坤精神的最伟大体现者，故堪称人类万物共同的父母；人类和万物则共同禀受天地而生，故自我和他人为相互依存的血脉同胞，万物和人类是亲密无间的友好伙伴。张载重构了宇宙中一切存在者的亲和关系，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构具有启示作用。

　　为了高扬以仁为本的价值理性，张载还从宇宙论的角度来说明人物之性的问题。张载认为，万物在气化生成过程中，不仅获得了不同的“形”，而且禀受了共同的“性”。人和物的禀性是同一的，既有来自于“气”散之本原状态的“天地之性”，又有来自于“气”聚之暂时形态的“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价值本性，“气质之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由于人类和万物禀受之“气”有清浊、偏正的不同，故在宇宙中有不同的地位。在所有的存在之中，“得天地之最灵为人”，只有人得天地正气而与之并参，故只有人才能发扬“天地之性”，这就是人的价值使命。张载的性论，不仅说明了现实中人物之性的二重化特征，说明了“仁”作为价值本体的终极依据，而且为人发扬这种价值本性关照万物确立了基础。

　　当然，对社会伦理的构建是张载价值观的主题内容。张载认为，对天地的“孝”落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就是要尽职尽责做好自己的事，尽心尽力关照他人和社会。张载借助传统宗法关系描述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职责：“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吾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在张载看来，自我和他人虽然是同胞关系，但由于各自存在境遇、社会地位不同，所以在社会上的具体职责也不同。但所有的人也应该尊重圣贤，并以之为榜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就自我人格和社会公德。

　　张载还从宇宙观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命”和“遇”的问题。在张载看来，“命”是上天赋予，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价值本性，对此，人应该修身以俟之；而“遇”则是气质所禀，是富贵贫贱、福祸寿夭等生存境遇，对此，人应该超然以待之，“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女于成也，”人生的顺境，是上天对我的恩泽，人生的困境，是上天对我的考验，“不愧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存，吾顺事，没，吾宁也”，只有坦然地对待生平所遇，坚持不懈地完善自己的价值本性，才能超越外在境遇对自我的困扰，达到人生的永恒安宁。

　　张载哲学的终极目的，是实现自我和他人、家庭和社会、人类和自然的统一和谐，要实现这种社会理想，首先要在对宇宙无限性、整体性、和谐性的认同的基础上，确立宇宙的基本精神也即自我的价值本性，只有认同了天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广大仁性，并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尽职尽责地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尽心尽力地去关照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才算是发挥了天地之性，而无愧于天地之间。这是张载为中国人构建的具有儒家情怀的精神家园，也是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

　　好朋友邀请赴宴，自己不想去，这是生活中经常碰到的事。面对这种情况，要借故推辞，很难措词。姜夔这首诗却推辞得很得体，既道出了不想去的原因，又说得不俗，耐人寻味。

　　诗首句直抒胸臆，表明自己一天天衰老，对世间的事渐渐淡漠，提不起兴致，因此懒得出门，没有心情听到宴饮中的嘈杂的管弦，也更无心应酬。这句是实写，企图通过自己的种种不堪，引起对方的同情，但作为不去赴席的理由，仍嫌不足，于是第二句再加以补足，请出万能挡箭牌，以身体不好，不适宜饮酒为托词，谢绝邀请。这样拒绝，既说明了自己不去的原因，又等于告诉对方，自己的现状，去了后反而会因了自己一人向隅而使满座不欢，于是主人就不便再勉强了。

　　三、四句说自己不去，但与前两句直接表示不同，换个角度，说自己愿意留在家中。留在家里的理由也很充分，时逢夏末，碰到了难得碰到的好雨，驱尽了残暑，在这样凉爽的天气里，正好可以在家中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虚堂的幽静，与上面管弦的热闹成对比，走向年老而又在病中的他自然适宜乘凉快在家好好休息；而白天高卧，又带有几分高士的闲适意趣，很切合诗人自己的身份。听了这些，张平甫就更加不会因为诗人不答应赴宴而不快了。

　　姜夔一生困顿失意，为生计所迫，羁旅天涯。他写这首诗时，生活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的资助，人到中年，彷徨无措，使他倍感寥落。他在《忆王孙》词中自述“零落江南不自由，雨绸缪，料得吟鸾夜夜愁”，正是他当时生活及心情写照。这首诗表面上写的是辞谢友人的邀请，三、四句甚至带有些豁达，但隐藏在诗后的是很浓重的牢愁，因此读来使人觉得有些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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