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歌辞。苦哉行五首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卿未嫁 一作：君未嫁)

　　这首诗通过写与故人久别重逢的感怀，借对云英的安慰，抒发了作者屡试不第、不遇于时的悲愤之情。全诗采用欲扬先抑及侧面衬托的手法，起到了跌宕起伏、言简意赅的效果。从文字风格看，此诗寓愤慨于调侃，化严肃为幽默，亦谐亦庄，耐人寻味。

　　这首诗为云英的问题而发，是诗人的不平之鸣。但一开始却避开那个话题，只从叙旧平平道起。“钟陵”句，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十二年前，作者年少英敏，风华正茂，才气逼人；歌妓云英正值妙龄，体态轻盈，色艺双全。“酒逢知己千杯少”，当年彼此互相倾慕，欢会款洽，都可以从“醉”字见之。“醉别十余春”，含有对逝川的痛悼。十余年转瞬已过，作者是老于功名，一事无成，而云英也该人近中年了。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两句中第一句写“别”，第二句则写“逢”。由怀旧过渡到眼前。前句兼及彼此，次句则侧重写云英。用汉代赵飞燕“掌上舞”典故。当诗人在“十余春”后再次见到已属半老徐娘的云英的时候，其婀娜的身姿竟然还同十余年前 一样，犹有“掌上身”的风采，可以想见年轻时的云英一定是十分令人倾倒。

　　如果说这里啧啧赞美云英的绰约风姿是一扬，那么，第三句“卿未嫁”就是一抑。如果说首句有意回避了云英所问的话题，那么，“我未成名”又回到这话题上来了。“我未成名”由“卿未嫁”举出，转得自然高明。宋人论诗最重“活法”──“种种不直致法子”（《石遗室诗话》）。其实此法中晚唐诗已有大量运用。如此诗的欲就先避、欲抑先扬，就不直致，有活劲儿。这种委婉曲折、跌宕多姿的笔法，对于表现抑郁不平的诗情是很合宜的。

　　既引出“我未成名卿未嫁”的问题，就应说个所以然。但末句仍不予正面回答，而用“可能俱是不如人”的假设、反诘之词代替回答，启人深思。它包含丰富的潜台词：即使退一万步说，“我未成名”是“不如人”的缘故，可“卿未嫁”又是为什么？难道也为“不如人”么？这说不过去（前面已言其美丽出众）。反过来又意味着：“我”又何尝“不如人”呢？既然“不如人”这个答案不成立，那么“我未成名卿未嫁”原因到底是什么，答案也就很明确了。此句情感深沉悲愤，一语百情，将诗人满腔的愤懑、无奈倾泻无余，是全诗不平之鸣的最强音。至此，全诗的情感达到了顶点。

　　此诗以抒作者之愤为主，引入云英为宾，以宾衬主，构思甚妙。绝句取径贵深曲，用旁衬手法，使人“睹影知竿”，最易收到言少意多的效果。此诗的宾主避就之法就是如此。赞美云英出众的风姿，也暗况作者有过人的才华。赞美中包含着对云英遭遇的不平，连及自己，又传达出一腔傲岸之气。

　　“俱是”二字蕴含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深切同情。不直接回答自己何以长为布衣的问题，使对方从自身遭际中设想体会它的答案，语意简妙，启发性极强。如不以云英作陪衬，直陈作者不遇于时的感慨，即使费辞亦难讨好。引入云英，则双管齐下，有言少意多之效。这首诗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有跌宕起伏之妙；引入云英来衬托自己，收到了言简意赅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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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军作镇古汧州，水腻山春节气柔。
清夜满城丝管散，行人不信是边头。

箭利弓调四镇兵，蕃人不敢近东行。
沿边千里浑无事，唯见平安火入城。

　　这组诗共两首，其中第一首诗首句“将军作镇古汧州”，点明此诗颂扬的对象，下面二句诗即介绍了将军担任镇守之职后，古州出现的繁荣景象。诗人着意渲染了春日的山、水、节气和清夜的丝管，使人感到这里不再有边地的荒凉，不再有边地的战火气息，耳濡目染的都是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水腻山春节气柔”，水腻，自是春水的柔美形态，和夏水的汹涌浩荡有别。用“腻”字形容春水，自然也含了诗人的赞美之意。“山春”二字简洁地描绘出群山万壑山花烂漫的无限春色。节气柔，是说节气柔和，风雨以时。这句的意思是：春光柔媚，山清水秀；而明丽的春光，则正是“节气柔”的结果。这是总写春日白天的边镇风光。入夜以后的边镇，又是一番景象。诗人只用了“满城丝管”四字来描绘它，这是用了夸张的手法。丝管之声不是只从高门大户中传出，而是大街小巷满城荡漾。一个“散”字用得极妙，把万家欢乐，没有边警之扰的景象烘托了出来。丝管之声发自“清夜”，又说明边镇在欢乐中清静而有秩序，虽然欢乐，却不扰嚷。因此，地虽是“穷边”，景却是美景。难怪从内地来的客人看到这种春意盎然、歌舞升平的景象，竟然不相信这是边塞之地。这种太平景象的出现，应该归功于“作镇”的将军。但是诗人却没有对将军致边地于太平之功直接赞美一词，只是把赞美之情暗含于对美景的赞扬之中，用笔显得非常委婉。结句写行人的感想，仍然避免自己直说誉词。“行人不信”，似乎是作为客观现象来写，其实来来往往的行人也包括诗人自己。那种由衷的赞美之情写得蕴藉有味。

　　第二首诗描绘的也是一派太平景象，但这太平景象不是平白无故来的，而是将士们长期英勇守边的结果。如果不是“箭利弓调四镇兵”，就难以实现“蕃人不敢近东行”，当然“沿边千里浑无事，唯见平安火入城”也就无从谈起。这就表现出了将士守卫边疆的功劳，表达了作者对守边将士的由衷赞美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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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描写了初春的山景水色，表现游子淡淡的思乡之情。一句写水，初春气暖，冰融水流，河床空旷宽阔了，是横写。二句写山，青山苍翠，一片碧绿，是纵写。前两句诗描写“江旷”、“山长”之景，雄浑阔大，气象万千，为诗歌的展开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后两句诗突出“他乡”二字，在天长地阔的春光中，诗人独自一人在异地他乡面对，此情此景类似杜甫“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三、四句进一步写远望，特意点出“他乡”，后边才有了驿道“长亭”以及柳和花。春天往往是家人思念外出之人的时节，也是游子思乡的最甚时节，何况又在早晨。诗写得含蓄美妙，情景交融。此诗与杜甫的另外一首诗相似：“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绝句》）杜甫漂泊他乡，望着眼前迷人的春景，思乡之情越发强烈，不禁发出春将归去，而人无归期的感叹。同样的感慨也出现在王勃的诗中，不同的是王勃比较含蓄，他只是客观地、不动声色地描写春潮、青岫、花树、边亭，但身在他乡的羁客面对此景时的慨叹，表现十分明显。因此杜甫的感叹也是王勃诗中的潜台词。

　　这首小诗没有细致的动态描写，诗人只是纵目远望，以描写远景的方式描写春光。诗浑厚开阔的气势，充满着淡淡的乡愁。此诗作者表现手法高明，诗人野望，首先看见江湖，青岫，但这不是野望的最终目的，因而诗人就登高极目瞭望，望见的只有“花树映边亭”。诗人并没有直接提到思乡，只是描写了一望再望，可是思乡已从一望再望的字里行间里反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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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来咏西施的诗篇多把亡吴的根由归之于女色，客观上为封建统治者开脱或减轻了罪责。罗隐这首小诗的特异之处，就是反对这种传统观念，破除了“女人是祸水”的论调，闪射出新的思想光辉。

　　“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一上来，诗人便鲜明地摆出自己的观点，反对将亡国的责任强加在西施之类妇女身上。这里的“时”，即时会，指促成家国兴亡成败的各种复杂因素。“自有时”表示吴国灭亡自有其深刻的原因，而不应归咎于西施个人，这无疑是正确的看法。有人认为这里含有宿命论成分，其实是出于误解。“何苦”，劝解的口吻中含有嘲讽意味：你们自己误了国家大事，却想要归罪一个弱女子，真是何必呢！当然，挖苦的对象并非一般吴人，而是吴国统治者及其帮闲们。

　　“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后面这两句巧妙地运用了一个事理上的推论：如果说，西施是颠覆吴国的罪魁祸首，那么，越王并不宠幸女色，后来越国的灭亡又能怪罪于谁呢？尖锐的批驳通过委婉的发问语气表述出来，丝毫不显得剑拔弩张，而由于事实本身具有坚强的逻辑力量，读来仍觉锋芒逼人。

　　罗隐反对嫁罪妇女的态度是一贯的。僖宗广明年间（880—881），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皇帝仓皇出逃四川，至光启元年（885）才返回京城。诗人有《帝幸蜀》一首绝句记述这件事：“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阿蛮”即“阿瞒”的通假，是唐玄宗的小名。前一回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于马嵬坡缢杀杨妃以杜塞天下人口。这一回僖宗再次酿成祸乱奔亡，可找不到新的替罪羊了。诗人故意让九泉之下的玄宗出来现身说法，告诫后来的帝王不要诿过于人，讽刺是够辛辣的。联系《西施》作比照，一咏史，一感时，题材不同，而精神实质并无二致。这样看来，《西施》的意义又何止为历史作翻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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