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调名

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白发西风，折腰五斗，不应堪此。问北窗高卧，东篱自醉，应别有，归来意。
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吾侪心事，古今长在，高山流水。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甚东山何事，当时也道，为苍生起。

　　辛弃疾自青少年时代起，就饱经战乱之苦，立志抗金，恢复中原，他的词也以激越豪放而著称。但是在这首《水龙吟》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却引归耕隐居的陶渊明为“知己”，未免有点消极。之所以如此，与他的遭际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学者考证，此词约作于公元1194年（光宗绍熙五年），那年辛弃疾已经五十五岁，秋天又被罢官，于是感伤世事人生，不免慨叹。

　　此词上片开头就说：“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句法就有点特别。陶渊明与作者，本来志趣不同，性格各异，而作者却说他们已有了神交，并在梦中见过面了。这对一般读者来说，不能不感到突兀、惊诧，从而也就有可能构成一个强烈的印象，令人玩味。“老来”二字是特指，说明作者驱驰战马、奔波疆场或是筹划抗金、收复故土的年轻时代，与脱离尘嚣、回归自然的陶渊明是无缘的，而只有在他受到压抑与排斥，壮志难酬的老年时代，才有机会“相识渊明”。这个开头，对读者来说既有些突然，又让人感到十分自然。而作者也以平静的语气叙述，益发显得深沉。接下去的“觉来幽恨，停觞不御，欲歌还止”三句，直接抒写作者心中的沉痛心情。心头之恨是如此沉重，竟使得作者酒也不饮，歌也不唱。这是为什么？作者作了回答：一个白发老翁怎能在西风萧瑟中为五斗米折腰！但是，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个。

　　词的下片紧随前文，并作了更深入的回答：悔恨东山再起！先讲陶渊明的精神、人格和事业都是永在的，而且仍凛然有生气，和现实是相通的。“懔然生气”一句，这里暗用《世说新语·品藻》“廉颇、蔺相如虽千载上死人，懔懔恒如有生气”的语言以赞渊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作者紧跟着又用了“高山流水”的典故，来说明他同渊明之间是千古知音。这知音就在于对“富贵他年”所持的态度。接下去“富贵他年，直饶未免，也应无味”三句，引用了东晋谢安的故事。据《世说新语·排调篇》记载：“谢安在东山居布衣时，兄弟已有富贵者，翕集家门，倾动人物。刘夫人戏谓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谢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说明即使他年不免于富贵显达，也是没有意思的。结语“甚东山何事”三句用的仍然是谢安的事，同书又记载：“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很显然，从作者到陶渊明，又从陶渊明到谢安，或富贵显达，或归田隐居，或空怀壮志，虽处境各不相同，但其实一样，都没有什么意义。这是英雄的悲叹。

　　与辛弃疾其他一些诗词中所反映出来的豪情壮志不同，在这首词中，作者已没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那种壮志凌云、激越慷慨的感情，而是把一切都看得如此闲淡无谓，如此的不屑一顾，这绝不是作者的本意，而是作者对现实政治的失望与哀叹，是时代的悲剧。

参考资料：

　　这首词，遣字造句，通俗易懂，但其章法艺术却独具一格，曲尽其情。上片起句“旧时心事，说着两眉羞”，开门见山，直说心事，直披胸坎，为全词之纲，以下文字皆由此生发，深得词家起句之法。“旧时”，为此词定下了“回忆”的笔调，“长记得”以下至上片结句，都是承此笔势，转入回忆，并且皆由“长记得”三字领起。作者所回忆的内容，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使他长留记忆中的两年事，一是游乐，一是离别，前者是最痛快的，后者是最痛苦的。他以这样的一喜一悲的典型事例，概括了他与她的悲欢离合的全过程。写游乐，他所记取的是最亲密的形式—“凭肩游”，和最美好的形象—“缃裙罗袜桃花岸，薄衫轻扇杏花楼”。因系恋人春游，所以用笔轻盈细腻，极尽温柔细腻情态，心神皆见，浓满视听。写其离别，则用了三个短促顿挫、迭次而下的三字句：“几番行，几番醉，几番留。”作者写离别，没有作“执手相看泪眼”之类的率直描述，而是选取了“行”、“醉”、“留”三个方面的行动，并皆以“几番”加以修饰，从而揭示情侣双方分离时心灵深处的痛苦和依依不舍。作者在《酷相思》中曾说：“欲住也，留无计。”“醉”可能是无计可生时的一“计”。这些行动，都是“几番”重复，其对爱情的缠绵执着，便不言而喻了。作者写离别，仅用了九个字，却能一波三折，且将写事抒情熔为一炉，的确是词家正宗笔法。作者在写游乐和离别时，都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前者“缃裙”云云，通过外表情态的描绘，娇女步春的形象，飘然如活；后者则主要是写男方的凄苦形象，而侧重于灵魂深处的刻画。

　　上片的回忆，尤其是对那愉快、幸福时刻的回忆，对于词的下片所揭示的作者的爱情悲剧及其给予作者的无可弥缝的感情创伤，是必不可少的，回忆愈深，愈美，愈见离别之苦和怨思之深。这正是词家所追求的抑扬顿挫之法。

　　下片起句以有力的大转折笔法写作者的爱情悲剧。

　　“春风”、“朝云”，皆以喻爱情。但是，好景未长，往日的眷恋，那缃裙罗袜、薄衫轻扇的形象，便一如春风之吹断，朝云之飞散，一去不复返了，悲剧，酿成了。作者用“也谁料”、“又谁料”反复申说事出意外，深沉的悲痛之情亦隐含其间。“天易老”以下直至煞尾，都是抒发作者在爱情破灭之后难穷难尽的“恨”、“苦”、“愁”，而行文之间，亦颇见层次。“天易老，恨难酬”，总写愁恨这深。这句承风断云飞的爱情悲剧而来，同时也是下文抒写愁恨的总提，是承上启下的关键句。“蜂儿”、“燕儿”两句，是写心底的愁苦无处诉说，亦不为他人所理解，蜂、燕以物喻人，婉转其辞。作者当时的孤独凄苦和怨天尤人的情绪由此可见。这种境遇，自然就更进一步增加了他内心的痛苦，从而激荡出结句“旧情怀，消不尽，几时休”的感慨。这个结句，既与起句“旧时心事”相照应，收到结构上首尾衔接、一气卷舒之效，更重要的是它以重笔作结，迷离怅惘，含情无限，含恨无穷，得白居易《长恨歌》结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意，词人对旧情的怀恋与执着，于此得到进一步表现。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这首词的章法结构是颇具特色的。它不仅脉理明晰，而且能一波三折，层层脱换；虚实轻重（上片回忆是虚写，为衬笔；下片是实写，为重笔），顿挫开合，相映成趣。这种章法艺术是为表现情旨枉曲、凄婉温细的思想内容而设的。而这种章法艺术，也确实较好地表现了这种内容，直使全词写得忽喜忽悲，乍远乍近，语虽淡而情浓，事虽浅而言深，遂使全词成为艺术佳作。

　　这首词的另一个艺术特点是对句用得较多、较好。第一是较多。词中的“缃裙罗袜桃花岸”与“薄衫轻扇杏花楼”为对，“天易老”与“恨难酬”为对，“春风吹已断”与“朝云飞亦散”为对，“蜂儿不解知人苦”与“燕儿不解说人愁”为对。第二是用得较好。最值得一提的是“缃裙”两句。这两句全是名词性的偏正结构的词组成对。“裙”是缃色（缃，浅黄色）的裙，“袜”是罗料（罗，质地轻柔、有椒眼花纹的丝织品）的袜，“衫”是“薄衫”，“扇”是“轻扇”，仅此四个词组，就把一个花枝招展、袅娜多姿的美女形象成功地塑造出来。“桃花岸”对“杏花楼”，是其畅游之所。更值得注意的是，两句之中没用一个动词，却把动作鲜明的游乐活动写了出来。这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造词本领。“春风”两句，也颇见功底。“春风”、“朝云”作为爱情的化身，与“缃裙”、“薄衫”两句极为协调。作者把“春风”与“吹已断”、“朝云”与“飞亦散”这两组美好与残破本不相容的事物现象分别容纳在两句之中，并且相互为对，所描绘的物象和所创造的气氛都是悲惨的，用以喻爱情悲剧，极为贴切。

　　悲剧，就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碎给人看。还有，这首词的对句，都是用在需要展开抒写的地方，不管是描摹物象还是创造气氛，都可以起到单行的散体所起不到的作用。这都是这首词的对句用得较好的表现。当然，这首词并非完美无缺，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否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一是还缺乏开阔手段，即对句所容纳的生活面还嫌狭小；二是近曲。这两点不足，从“蜂儿”、“燕儿”一对中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是，瑕不掩瑜，它并未影响到这首词的艺术整体，这首词仍不失为一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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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着意刻画了作者贬官后的闲散之态和对隐居生活的向往。“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这两句说：游亭之后，便躺在纸屏遮挡的石枕、竹方床上，看了一会儿陶渊明的诗（“卧展柴桑处士诗”），感到有些倦怠，便随手抛书，美美地睡了一觉。诗人是“夏日登车盖亭”的，因而，读了“纸屏、石枕、方竹床”，写得气清意爽；读了“手倦抛书、午梦长”，表现了诗人闲散之态；并且从“午梦长”中，还透出一点半隐半露的消息，这要联系下文来理解。

　　“睡觉莞然成独笑”，梦醒之后，诗人“莞然独笑”，是在“午梦长”中有所妙悟，从而领略到人生如梦，富贵如云烟。。诗人所读的书，是“柴桑处士诗”；诗人所作的梦，也是耕樵处士之梦；梦中是处士，醒来是谪官，他想想昔为布衣平民（“持正年二十许岁时，家苦贫，衣服稍敝。”事见《懒真子》），鸿运一来，金榜题名，仕途廿载，官至丞相，后来天翻地覆，谪居此地，如同大梦一场。由此，他想到了归隐；想到归隐，马上便有隐者的呼唤——“数声渔笛在沧浪”。而听到了“数声渔笛”，他的归隐之情就表现得更加强烈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酬张少府》：“晚年唯好静，万事不关心。自顾无长策，空知返旧林。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这首诗一方面明示作者“万事不关心”，一方面又描摹了他聆听“渔歌入浦深”的情状，所以归隐的题旨比较明显。而蔡确这首诗，却仅以“莞然独笑”、“数声渔笛”揭示主旨，这就比王维之诗更形委婉；更具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楚辞·渔父》：“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言。”王逸《楚辞章句》注：“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描写闲散生活，委婉抒发归隐之志，便是这首诗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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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追叙宋神宗熙宁四年秋，苏轼与苏辙同游陈州（今河南淮阳）柳湖的情景。当时，苏辙在陈州任学官，苏轼由汴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陈州，二人相晤甚欢。词中以柳湖为中心描写景物，展开了一幅清新、淡雅的水墨画。柳湖以“柳”取胜，开头“柳花飞处”四字便是着力的一笔。对于湖面，苏轼着重写出它的明净，用刚刚打磨过的镜子（“鉴新磨”）来形容。苏轼笔下的景物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如“花飞”、“麦摇波”、“飞棹”等都富有动感，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自在、轻盈的美的境界，烘托出苏轼、苏辙二人游湖时欢快、悠闲的心情。

　　下片写当前景物，并抒写了苏轼、苏辙二人离合的情思。开头两句用对仗描写眼前景物，在平坦、广阔的原野上，水天连成一片，波光粼粼，小楼上风和日丽。一切平静，安适，隐含着传告平安的意思。然而一想到远在济南的弟弟苏辙，苏轼心中便波澜突起。最后两句情、景兼到，抒写离愁曲折有致，而又深切动人。“暮云多”，既是楼头远眺所及的实景，因而成了苏轼远望济南的障碍物。篇末提到“归去”，是因为苏轼、苏辙二人早年曾有，早日隐退而为“夜雨对床”之乐的约定（参见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再祭亡兄端明文》），即使日后能如愿以偿，与当前的别离仍有巨大的“时间差”，因而深感痛苦和无奈，可见离愁的深重。

　　全词，表达了苏轼对苏辙的思念之情。上片、下片之间的虚实变化用了“暗转”的写法。上片是由苏轼的回忆所构成的虚境，下片头两句则转换成眼前的实境，而其间未用任何字面加以提示，前后的联络与变化形成了一种“暗转”。这是写作艺术浓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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