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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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义，非毁之也，其见者小也。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为仁，孑孑为义，其小之也则宜。其所谓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也。其所谓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谓德也。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谓道德云者，去仁与义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归于墨；不入于老，则归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古之时，人之害多矣。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为之君，为之师。驱其虫蛇禽兽，而处之中土。寒然后为之衣，饥然后为之食。木处而颠，土处而病也，然后为之宫室。为之工以赡其器用，为之贾以通其有无，为之医药以济其夭死，为之葬埋祭祀以长其恩爱，为之礼以次其先后，为之乐以宣其湮郁，为之政以率其怠倦，为之刑以锄其强梗。相欺也，为之符、玺、斗斛、权衡以信之。相夺也，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为之备，患生而为之防。今其言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争。”呜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无圣人，人之类灭久矣。何也？无羽毛鳞介以居寒热也，无爪牙以争食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呜呼！其亦幸而出于三代之后，不见黜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于三代之前，不见正于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也。

　　帝之与王，其号虽殊，其所以为圣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饮而饥食，其事虽殊，其所以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为太古之无事”？”是亦责冬之裘者曰：“曷不为葛之之易也？”责饥之食者曰：“曷不为饮之之易也？”传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经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效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飨。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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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写征夫之妻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良人，希望早日结束战争，丈夫免于离家去远征。虽未直写爱情，却字字渗透着真挚情意；虽没有高谈时局，却又不离时局。情调用意，都没有脱离边塞诗的风韵。

　　月色如银的京城，表面上一片平静，但捣衣声中却蕴含着千家万户的痛苦；秋风不息，也寄托着对边关思念的深情。读来让人怦然心动。结句是闺妇的期待，也是征人的心声。

　　开篇四句情景交融，浑成自然，被王夫之誉为“天壤间生成好句”(《唐诗评选》)。秋凉之夜，月华辉洒，砧声阵阵，寒风习习，真是一幅充满秋意的绝妙图景。然而，“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前三句分写秋月、秋声和秋风，从视觉到听觉，再到触觉，都在为第四句的“情”作铺垫：月光是引发相思之情的媒介；捣衣声说明妇女们正在为戍边亲人作赶制征衣的准备(古时裁衣前必先将布帛捣平捣软)，其本身就包含着深厚的关切、思念之情；而秋风则最易逗起人的情思和愁绪。

　　对饱经离别之苦的人来说，这三者有一于此，便难以忍受了，何况它们全都聚集在一起？更何况在月白风清的夜晚，整个长安城都响彻那令人心碎的“万户”捣衣之声！这种时刻，有谁能不为这凄凉而又热烈的气氛所感染呢？“总是玉关情”，一语作结，力抵千钧。

　　情而冠以“玉关”，令人联想到遥远的边塞，益觉此情之深长；句首着一“总是”，将前三句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和肌肤所感囊括净尽，极力突出此情充塞于天地之间，无所不在。诗写到这里，整个气氛渲染已足，作者大笔一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盼望战事的早日结束，向往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既是诗人的愿望，也是征妇的心声。有此一笔，不仅使全诗主旨更加深刻，而且使“玉关情”愈发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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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从《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常轻敌 一从：恒轻敌)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庭飘飖那可度，绝域苍茫无所有！(飘飖 一从：飘摇；无所 一从：更何)
杀气三时从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从。虽用乐府旧题，却是因时事而从的，这是乐府诗的发展，如果再进一步，就到了杜甫《丽人行》、《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即事命篇的新乐府了。《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这个曲调以前没有过记载，因此据说就是曹丕开创的。 曹丕的《燕歌行》有两首，是写妇女秋思，由他首创，所以后人多学他如此用燕歌行曲调做闺怨诗。高适的《燕歌行》是写边塞将士生活，用燕歌行曲调写此题材他是第一个。此诗主要是揭露主将骄逸轻敌，不恤士卒，致使战事失利。历来注家未对序文史事详加考核，都以为是讽张守珪而从。其实，这是不符史实的。此诗所刺对象应是受张守珪派遣、前往征讨奚、契丹的平卢讨击使、左骁卫将军安禄山。

　　诗大体可分四段：首段八句写出师。其中前四句说战尘起于东北，将军奉命征讨，天子特赐光彩，已见得宠而骄，为后文轻敌伏笔。后四句接写出征阵容。旌旗如云，鼓角齐鸣，一路上浩浩荡荡，大模大样开赴战地，为失利时狼狈情景从反衬。“校尉”两句写抵达前线。羽书飞驰，见军情紧急；猎火照夜，说敌阵森严。

　　第二段八句写战斗经过。其中前四句写战初敌人来势凶猛，我军伤亡惨重，后四句说至晚已兵少力竭，不得解围。“山川萧条极边土”，说明战场地形是无险可凭的开阔地带，这正有利于胡骑驰突，故接写敌军如暴风骤雨之袭来。“战士”两句用对比方法写出了主将骄惰轻敌，不恤士卒，一面是拚死苦战，一面仍恣意逸乐。这是诗中最有揭露性的描写。大漠衰草、落日孤城的萧飒景象，为“斗兵稀”从衬托，同时写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身当恩遇常轻敌”，正面点出损兵被围的原因，是诗的主旨。

　　第三段八句写征人，思妇两地相望，重会无期。诗虽古体，多用偶句，此段因内容需要，而犹着意从对仗。又此诗平仄转韵，一般四句一转，独此段八句全用仄韵，与表现双方摇摇不安的心绪相适应。杀气成云，刁斗传寒，都是极力渲染悲凉气氛。

　　末段四句，两句写战士在生还无望的处境下，已决心以身殉国。“岂顾勋”三字，仍是对将帅的讽刺。两句诗人感慨，对战士的悲惨命运深寄同情，诗以“至今犹忆李将军”从结，再次点明主题。盛唐时，殷璠评高适曰：“其诗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此诗确实可以从为代表。

　　《燕歌行》不仅是高适的“第一大篇”（近人赵熙评语），而且是整个唐代边塞诗中的杰从，千古传诵，良非偶然。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高适曾北上蓟门。二十年，信安王李禕征讨奚、契丹，他又北去幽燕，希望到信安王幕府效力，未能如愿：“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惆怅孙吴事，归来独闭门”（《蓟中从》）。可见他对东北边塞军事，下过一番研究工夫。开元二十一年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经略边事，初有战功。但二十四年，张让平卢讨击使安禄山讨奚、契丹，“禄山恃勇轻进，为虏所败”（《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五）。二十六年，幽州将赵堪、白真陀罗矫张守珪之命，逼迫平卢军使乌知义出兵攻奚、契丹，先胜后败。“守珪隐其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高适对开元二十四年以后的两次战败，感慨很深，因写此篇。

　　诗意在慨叹征战之苦，谴责将领骄傲轻敌，荒淫失职，造成战争失利，使战士受 到极大痛苦和牺牲，反映了士兵与将领之间苦乐不同，庄严与荒淫迥异的现实。诗虽 叙写边战，但重点不在民族矛盾，而是讽刺和愤恨不恤战士的将领。同时，也写出了 为国御敌之辛勤。主题仍是雄健激越，慷慨悲壮。

　　在杜甫的五言诗里，这是一首代表作。公元755年（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的消息尚未传到长安，然而诗人在长安往奉先县途中的见闻和感受，已经显示出社会动乱的端倪，所以诗中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这显示出了诗人敏锐的观察力。

　　原诗五百字，可分为三大段。开头至“放歌破愁绝”为第一段。这一段千回百折，层层如剥蕉心，出语的自然圆转。

　　杜甫旧宅在长安城南，所以自称杜陵布衣。“老大意转拙”，如同俗语说“越活越回去了”。说“笨拙”，是指诗人偏要去自比稷与契这两位虞舜的贤臣，志向过于迂阔，肯定是会失败的。濩落，即廓落，大而无当，空廓而无用之意。“居然成濩落”，意思是果然失败了。契阔，即辛苦。诗人明知一定要失败，却甘心辛勤到老。这六句是一层意思，诗人自嘲中带有幽愤，下边更逼进了一步。人虽已老了，却还没死，只要还未盖棺，就须努力，仍有志愿通达的一天，口气是非常坚决的。孟子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若是其急也。”杜甫自比稷契，所以说“穷年忧黎元”，尽他自己的一生，与万民同哀乐，衷肠热烈如此，所以为同学老先生们所笑。他却毫不在乎，只是格外慷慨悲歌。诗到这里总为一小段，下文便转了意思。

　　隐逸本为士大夫们所崇尚。杜甫说：“我难道真的这样傻，不想潇洒山林，度过时光吗？无奈生逢尧舜之君，不忍走开罢了。”从这里又转出一层意思：“生在尧舜一般的盛世，当然人才济济，难道少你一人不得吗？构造廊庙都是磐磐大才，原不少我这样一个人，但我却偏要挨上来。”诗人像这样讲，说不上什么原故，只是一种脾气性情罢了，好比向日葵老跟着太阳转。忠君爱国发乎天性，固然很好，不过却也有一层意思必须找补的。诗人想：“世人会不会觉得自己过于热中功名，奔走利禄？”所以接下去写道：为个人利益着想的人，像蚂蚁似的能够经营自己的巢穴；他却偏要向沧海的巨鲸看齐，以至于把生计都给耽搁了。诗人虽有用世之心，可是因为羞于干谒，一直以来都是辛辛苦苦，埋没风尘。

　　下面又反接找补。上文说“身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意思是：“尧舜之世，何尝没有隐逸避世的，例如许由、巢父。巢父、许由是高尚的君子，我虽自愧不如，却也不能改变我的操行。”这两句一句一折。既不能高攀稷契，亦不屑俯就利禄，又不忍像巢父、许由那样跳出圈子去逃避现实，只好饮酒赋诗。沉醉或能忘忧，放歌聊可破闷。诗酒流连，好像都很风雅，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诗篇开首到此，进退曲折，尽情抒怀，诗人热烈的衷肠非常真实。

　　第二段从“岁暮百草零”至“惆怅难再述”。这一段，记叙、描写、议论并用。首六句叙上路情形，在初冬十月、十一月之交，半夜动身，清早过骊山，玄宗和贵妃正在华清宫。“蚩尤”两句的旧注多有错误。蚩尤曾经作雾，即用作“雾”的代语，下面说“塞寒空”即是雾。在这里，只见雾塞寒空，雾重故地滑。温泉蒸气郁勃，羽林军校往来如织。骊宫冬晓，气象万千。寥寥数笔，写出了真正的华清宫。“君臣留难娱，乐动殷胶葛”两句亦即白居易《长恨歌》所说的“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说“君臣留欢娱”，轻轻点过，却把唐玄宗一起拉到浑水里去。上文所谓“尧舜之君”，不过是诗人说说好听，遮遮世人眼罢了。

　　“彤庭”四句，沉痛极了。一丝一缕都出于女工之手，朝廷却用横暴鞭挞的方式攫夺来。然后皇帝再分赏群臣，叫他们好好地为朝廷效力。群臣如果忽视了这个道理，辜负国恩，就等于白扔了。然而王公大臣却都是如此，诗人心中根本不能平静。“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句中“如”、“岂”两个虚词，一进一退，逼问有力。百姓已痛苦不堪，而朝廷之上却挤满了这班贪婪庸鄙、毫无心肝的家伙，国事的危险如同千钧一发，仁人的心应该是会战栗的。

　　“况闻”以下更进了一步。“闻”者虚拟之词，宫禁事秘，不敢说一定。不但文武百官如此，“中枢”、“大内”的情形也不会比他们好一些，或者还要更加厉害。诗人听说大内的奇珍异宝都已进了贵戚豪门，这应当是指杨国忠之流。“中堂”两句，写美人如玉，被烟雾般的轻纱笼着，暗指虢国夫人、杨玉环，这种攻击法，一步逼紧一步，离唐玄宗只隔一层薄纸了。

　　诗中不宜再尖锐地说下去，所以转入平铺。“煖客”以下四句两联，十字作对，称之为隔句对或者扇面对，调子相当地纡缓。因意味太严重了，不能不借藻色音声的曼妙渲染一番，稍稍冲淡。其实，纡缓中又暗蓄进逼之势。貂鼠裘，驼蹄羹，霜橙香橘，各种珍品尽情享受，酒肉凡品，不须爱惜。在这里，本来文势稍宽平了一点儿，诗人又紧接着大声疾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也不肯放松，一笔也不肯落平。这是传诵千古的名句。表面上一往高歌，暗地里却结上启下，令读者不觉，《杜诗镜铨》里评价说“拍到路上无痕”，讲得很对。骊山宫装点得像仙界一般，而宫门之外即有路倒尸。咫尺之间，荣枯差别这样大，那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诗人不能再说，亦无须再说了。在这儿打住，是很恰当的。

　　第三段从“北辕就泾渭”至末尾。全篇从诗人自己忧念家国说起，最后又以他自己的境遇联系时局作为总结。“咏怀”两字通贯全篇。

　　“群冰”以下八句，叙述路上情形。首句有“群冰”、“群水”的异文。仇兆鳌注：“群水或作群冰，非。此时正冬，冰凌未解也。”这一说法不妥，这首诗大约作于十月下旬，不必拘泥于隆冬时节。作群冰，诗意自惬。虽然冬天很寒冷，但高处的水流激湍，水还没有冻结。下文“高崒兀”、“声窸窣”，作“冰”更好。这八句，句句写实，只有“疑是崆峒来，恐触天柱折”两句，用共工氏怒触不周山的典故，暗示时势的严重。

　　接着写到家并抒发感慨。一进门，就听见家人在号啕大哭，这是非常戏剧化的。“幼子饿已卒”，“无食致夭折”，景况是凄惨的。“吾宁舍一哀”，用《礼记·檀弓》记孔子的话：“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舍”字有割舍放弃的意思，这里的意思是：“我能够勉强达观自遣，但邻里且为之呜咽，况做父亲的人让儿子生生的饿死，岂不惭愧。时节过了秋收，粮食原不该缺乏，穷人可还不免有仓皇挨饿的。像自己这样，总算很苦的了。”诗人当时不一定非常困苦，因为他大小总是个官儿，照例可以免租税和兵役的，但他尚且狼狈得如此，那么一般平民扰乱不安的情况，就要远远胜过他了。弱者填沟壑，强者想造反，都是一定的。诗人想起世上有很多失业之徒，久役不归的兵士，那些武行脚色已都扎扮好了，只等上场锣响，便要真杀真砍，大乱的来临已迫在眉睫，他的忧愁从中而来，不可断绝，犹如与终南山齐高，与大海一样茫茫无际。表面看来，似乎穷人发痴，痴人说梦，但实际上过不了多久，安史之乱一爆发，渔阳鼙鼓就揭天而来了，这也正体现了诗人的真知灼见。

　　这一段文字仿佛闲叙家常，不很用力，却自然而然地于不知不觉中已总结了全诗，极其神妙。结尾最难，必须结束得住，方才是一篇完整的诗。诗人的思想方式无非是“推己及人”，并没有什么神秘。他结合自己的生活，推想到社会群体；从万民的哀乐，来推定一国的兴衰，句句都是真知灼见，都会应验的。以作品内容而论，杜甫的诗是一代史诗，即使是论事，他的诗也是可以供千秋万代的后世加以鉴戒的。

参考资料：

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
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
此花此叶常相映，翠减红衰愁杀人。(常相映 一作：长相映)

　　诗的前两句写花与叶的两种不同命运。世上的花与叶，本是同根生，同枝长，花儿万紫千红，千姿百态，各自与众不同而独具芳馨。一旦被慧眼识中。便移栽金盆，倍受呵护。但绿叶却受到遗弃，飘零落地，在凄风苦雨中化作尘土。花入盆，叶作尘，这是世间花和叶的各自的命运。这两句总写花的万幸和叶的不幸，以它们的“不相伦”反映出荷花独特品质的可贵。

　　“惟有”二字，同中取异，以下四句，全承它而来，转写荷叶的伸张卷曲，荷花的开放闭合，种种风姿，天然无饰。古人以荷花喻君子美德的很多，借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特性，比喻和赞美高洁脱俗、不媚于世的卓然自主的品格。但这首诗，却吟咏了荷叶荷花“任天真”的品质，借以歌颂真诚而不虚伪的美德。“任天真”，既是写花，又是写人。以花性写人性，立意新奇。

　　最后两句进一层写荷花的“天真”之处。荷花的红花绿叶，互照互映互衬。即使到了红衰翠减、世人愁苦之时，仍然不相遗弃。如果说，前两句写荷花“任天真”，侧重表现共荣；那么，这两句的“长相映”，则主要表现同衰。这四句诗互补互承，从正反两方面完整地表现出荷花既能同荣、又能同衰的坚贞不渝的品质。

　　李商隐一生不得志，只做过几任小官。其主要原因不是他无才，而是没有知己者的力荐。他生存在牛、李两党的夹缝之中，没有信任，没有依托，饱受奚落和排挤。这首诗歌颂荷花能荣衰相依，实则表达了自己渴求知己、寻觅政治依托的心声。

　　这首诗语言通俗浅近，寓意明显，表达直露，节奏明快，与李商隐很多诗歌的含蓄委婉不同，体现了他诗歌风格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