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至

　　这首小诗，必须反复吟味，才会觉得意趣深长。

　　这首诗描绘了山间夜晚的山泉美景，表现了山的寂静和生机。整首诗用以动衬静的方式来写。

　　这幅幽静的山泉夜景，在诗人笔下充满了活力，一石一水，生气勃勃，情趣盎然。“山白鸟忽鸣”，应是从王维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化出，一轮明月破云而出，把山岭照得白皑皑，而月光照进鸟巢，使鸟儿惊诧，鸣叫起来。清静的山丘传来鸟叫，更显幽美。次句既所所感，也点明秋天的时令。霜天月夜，石块单是看都有冰冷的感觉，而且仿佛秋霜都要冷得凝结了，暗地里还是照应一个“白”字。最后二句，写皎洁的月光照在清泉上，那泉水浸染上明月的白色，仿佛净化了，顿时变成一溪白雪。诗人笔下的山、鸟、石、泉，在优美的月色下，融成一幅绝色的图画：幽静，清冷，空明，爽洁。正是这是白色的基调，渲染了清冷幽静的气氛。

　　诗题为《夜泉》，主要写的却是对月色中的山水景物的感觉。“山白”是山在月光沐浴下呈现的色调。一声鸟鸣划破寂静，反而更衬托出寂静，正像王籍所描绘的“鸟鸣山更幽”的境界。山白而鸟忽鸣，不管两者有无联系，总让人联想到王维的诗句：“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这里没写月，但诗人已向我们暗示了月光，下面的景色都由此而生。

　　“石冷霜欲结”，表现出视觉引起的对触觉的联想。清幽的月色洒在石头上泛起一片冷光，青白青白的像是要凝作霜花。这一句写得非常虚，由月色在石上的反光产生冷的感觉，同时又由冷和白色幻化出霜的想像，作者在此巧妙地运用了通感的艺术表现手法。

　　诗人置身于朗月的清辉中，山看上去是白的，石也泛着冷光像要结霜，而石下的泉水呢，被月华映照，银光闪烁，简直像是一片雪。古人写夜泉的诗句很多，因为是在夜里，一般都用听觉来表现它，写它的淙淙流声。而本诗的作者却独从视觉来表现它，不能不说是别出心裁的艺术创造。雪的比喻不仅生动形象，而且暗应上文的“冷”、“霜”，承接十分自然，作者的心思绵密由此可见。

　　雨花台是坐落在南京城南的一处名胜，登高远眺，诸景诸色，尽收眼底。南京曾是明代建国之初的都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墓就在南京钟山之上；南明福王朝廷也曾建都于此。诗人登上雨花台，举目四望，不禁感叹万分。开头两句不禁点名了诗人的布衣身份，而且还隐含着一股豪气。魏禧在明亡之后，绝意仕进。清统治者为笼络文士，曾诏举博学鸿词，他拒绝应试，因此年至四十，仍甘心老于茅屋。“麻鞋”乃乡间野老所穿，杜甫曾以“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的诗句表示对唐王朝的耿耿忠心。在山河破碎、江山易主的时刻，魏禧以“此日麻鞋拜故京”表达了更为深沉浓重的情感。

　　三、四两句诗人心头的怒火陡然升起，诗人发出了激愤的责问：究竟谁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表现了诗人对祸国殃民者的仇恨和对历史的反思。“全破碎”的“全”字含义深刻。金瓯破碎，竟然无一可以幸免，而且是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遭到了迅速覆灭的命运。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之后，阉党余孽马士英等把持了朝政，不积极备战，以图恢复，反而倒行逆施，大兴土木，恣意荒淫，遂使山河全部为清所有。战火遍地，四处疮痍，甚至明朝开国皇帝的陵墓也难逃厄运。这实在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奇耻大辱，诗人用“可堪翦伐到园陵”表达了痛心疾首的义愤之情。其中有对断送国家者的鞭挞，也有对异族入侵者的控诉。

　　五、六两句诗人内心的怒火转化为憎恶怨恨，从而使全诗的内蕴更加深邃和丰富。“牛羊践履”既是实写眼前景，又是对异族侵略者的微妙讥讽。作为刚从游牧部族进入关内的清人，牛羊的践踏锦绣江山，就如同他们的铁蹄在蹂躏着大江南北。“多新草”三字含义深长，形象地描绘出了被牛羊践踏的田园一片荒芜，只有野草时时更新的景况，黎民百姓的悲惨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与此相对的却是雍容华贵的官府车盖，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更令人触目惊心者还是“半旧卿”三字，那些曾在明朝为官为宦的权贵们，在异族入侵着面前卑躬屈膝，侧姿求媚，腰身又变成了当朝的新贵。他们毫无民族气节，不顾国家生死危亡，只知追求个人安乐，不正是这些民族败类葬送了明代的江山吗？这就与上一联“谁使山河全破碎”紧紧呼应起来。“冠盖雍容”与诗人“柴荆”“麻鞋”的身份相映衬，表露出“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之意，诗人强烈的民族气节也就愈加分明。“多新草”与“半旧卿”，一新一旧，新草遮盖的是旧日山河，旧卿却扮演了新贵的角色。由此不难见出诗人锤字炼句之功。

　　最后两句，诗人在雨花台上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满腹的悲愤还未倾吐干净，不觉暮色已经降临。作者的真挚情感甚至打动了天地万物，只见凄风悲号，江水痛哭，日夜不息。正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达到了“感天地、泣鬼神”的程度。全诗也就在这悲风声中收束。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本文是一篇赠序。赠序的通常写法，多以对所赠人物进行劝勉为主。宋濂在这篇赠序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称道游览名山大川对写作上的裨益，并热情地希望陈庭学要重视提高个人的修养。全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真情厚谊溢于言表。

　　宋濂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末，入明后，他已是将近六旬的老人了。当时他虽地位显赫，但性喜奖掖后进，从不以长者自居。他在晚年写过不少赠序，以本文和另一篇《送东阳马生序》最为著名。

　　文章的开头便紧密地结合了陈庭学的生活实际。由于他是从川蜀来到南京的，宋濂便肯定他“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说明山水确实有助于人的发展。在第三段中，作者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法像陈庭学那样游览川蜀，这一段还是紧扣前文的。令人称奇的是，在第四段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坐守陋室”也照样可以修身养性。这其实是对陈庭学提出了劝诫：不要把游览名山大川当作提高自己的唯一途径。

　　本文中关于川蜀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介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者在介绍地理环境时着重描摹一个“险”字。当然，这里面不乏作者的想象成分，但更多的是从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衍化而来。写川蜀的险途，是为了诠释“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在介绍人文环境时，作者列举了与川蜀有关的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则又是为了诠释“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通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堪称无懈可击。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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