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人归南中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这首诗是诗人晚年伤怀之作。首联点题，并慨叹只能独游，无人相伴，即和结句“岑寂”相应。是此诗表现的主旨，可谓此诗诗眼

　　以下三联均是表现诗人生活的孤独岑寂。颔联写每日里只能像柳恽那样苦吟诗歌，又像杨朱那样伤心流泪因傍徨无路而担心犯愁，写出生活的凄苦。解释这两句，历代注家所论，似均欠当。冯浩曰：“柳仲郢父子皆工诗文，而杨本胜贤而文，恳索其所作四六。此其藉欤？”如此释诗，可说是所有李商隐诗的注释者所犯的通病，殊不足取。由于李商隐之诗，每多朦胧隐晦，注家们遂不免疑神疑鬼了见有“柳”字，就疑是柳仲郢，见有“杨”字，就疑是指杨本胜。理解这两句，首先必须详细体会第二句，“谁堪共酒壶”中的“谁堪”二字，这两句即紧承第二句，落实“谁堪”二字。因此，这两句内在含义即是：有人比得上柳恽的文采，但我却怕他苦吟；有人比得上杨朱的见识，但我却又怕他过于多泪。

　　颈联写只能与野鹤寒松为友，也是突出生活的孤独，从中也看出诗人对周围世俗的烦厌，诗人认为这西溪郊外的野鹤寒松远甚过那些世俗，才是自己的知己，见出诗人的孤高品性。尾联是诗人自我排解，远在天涯，人越来越“常病意”，在这样的时候，感到岑寂孤独远甚过烦嚣欢娱。关于尾联，历代往释家大抵偏于“病”字。如何焯曰：“第三句，因病废诗。”屈复曰：“天涯病客，以岑寂为佳耳。”对于本诗第七句，有必要分析这五个字的节奏：

　　其一、如果将商隐看成有病，应读为“天涯多病——意”。且不要说唐人诗中极少上四下一格的句式，即使有，也不宜用在此句。因为如果变为上四下一格，则“意”字放在此句，简直毫无作用。

　　其二、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有病或多病，则与第二句“谁堪共酒壶”，委实大相矛盾。唐人诗中，凡说及有病，多提戒酒，绝不可能提到无人陪伴饮酒。

　　其三、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是多病，则多病正宜于“岑寂”，亦不可能有“欢娱”之事，是则第八句简直是画蛇添足，毫无意义。

　　其四、如果将这一句看成是多病，则第一句“近郭西溪好”，也就毫无着落了。一个多病之人，还能出游郊外，还能欣赏西溪的景色，也是很难置信的。

　　基于上述理由，此句中的“病”字不应释为名词，而应释为形容词，将“病意”二字连读，如此，则全诗脉络皆可贯通了。

　　全诗写得孤傲清凉，但实际上诗人心中是悲苦已极，使全诗具有极凄苦感伤的情味。

参考资料：

　　有关景阳井，是南朝的故事，到李商隐时也将过去三百年，估计文人以此典故写成诗歌、散文的已经很多。比如唐朝诗人温庭筠的《题望苑驿》诗：“ 景阳寒井人难到，长乐晨钟晓自知。”景阳井的故事到后唐，文人们还是很熟悉的很喜欢引用的。

　　该诗是一首描述界围岩的风光的诗，全诗突出了界围岩的瀑布风光。其景象气象万千，奇丽无比，想象丰富，感情直抒胸臆。

　　首先是开头四句，简单勾勒出界围岩的地理特征。“界围汇湘曲"凸显出湘江在这里盘旋不止，”青壁环澄流“则表明了碧水环绕青崖的美景。而后以“悬泉粲成帘，罗注无时休”，重点点出瀑布下注连绵不断，波澜壮阔的特点。

　　接着则是描写瀑布的飞流之声，”韵磬叩凝碧，锵锵彻岩幽“两句声色俱备，水流声像磬玉相叩在碧潭，其锵锵的清脆之声响彻幽岩，清脆悦耳。斟酌该句，可见字词贴切。如“碧”而谓之“凝”，“凝碧”又冠以“叩”，而叩击碧玉般青石之声乃为“磬”音，此磬之“韵”清远激越，这是多种力量的聚合，其中又极力突出了个“叩”字，从而令人于听觉感受中去领略那瀑布与岩石撞击发出的音响。”丹霞冠其巅，想像凌虚游“，则是描写红色的云霞如冠帽戴在山顶，令人想飞上青天，凌虚游历。

　　以上八句之景物描写实为佳句，却同时也为铺垫也，目的正是为了引出下方的诗句，以求得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

　　“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许多名家正是将目光投向此句，这四句“骨力傲岸，撑柱全篇”，”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句正是将水帘比做玉皇的天冕前挂下来的流苏，“体物极工”。又以简单的一句”鬼工谅难求“来凸显出其景物的难以细述的美妙，其比喻贴切，简洁且形象。仔细想来，作者在此之前已作了若干铺垫，先写水帘之整体形貌，继写其成帘罗注之状，次写其叩石如磬般的声响，终写水帘上方云霞环绕之景观，而后才以“忽如”二字，于灵光一闪间将之与玉皇所戴冠冕前下垂的玉串联系起来，惊警动人，让人不禁拍案叫绝。

　　惊句过后，则是发散想象，思及自身，有感而发。”采真诚眷恋，许国无淹留“，诗人联系了自己的遭遇，遥想当年像楚臣屈原一样被放逐到南方，曾有意要学仙成道。如今诗人却和屈子不可相提并论，如今即将是要回到北方去，皇上的诏书解除了羁绊和拘囚。因此诗人对采真求仙的眷恋，被以身为国的理想抱负所代替。于是以略带怅然的一句”再来寄幽梦，遗贮催行舟“来描写自身。即将返回长安，只好以幽幽的梦境相寄托，行舟既然催促，便唯有乘舟远去。该句虽是带有离别的伤感色彩，然联系诗人背景和句末的语气，仍可清晰看出，诗人大部分心情依旧是愉悦的。

　　此外，诗人在选词设色上颇费经营，如“青壁"、“澄流”、“粲成帘”、“彻岩幽”、“凝碧”、“丹霞”，可以说是五色杂陈，而读来不觉繁乱，盖因其整体色调倾向于清寒一路，由此形成了气氛肃穆、境界幽寂的诗境。迸一步看，全诗避免偶句，以单句直行，从而产生一种劲气直达的力感。孙月峰评论说：“写景如谢，然多用单语，觉骨力更胜。“（《评点柳柳州集》卷四十二）讲的就是这种情况。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