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社寄山中故人

　　开头两句，用自责的口吻，抒发愤激不平的感慨。陆游从三十四岁出任宁德主簿开始走上仕途，到四十二岁被免官，八年期间调动频繁，却一直未被重用，自然会有满腹的牢骚。他自已抱怨说，“插脚红伞”步入官场，这本身就是一个痴呆的人所作出的错误选择，可还想高升，还想被重用，这就像“平地上青天”一样的不切实际。接下来的两句，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新来有个生涯别，买断烟渡不用钱。”如今被免官，这倒好了，终于找到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归乡闲居。三山、镜湖自有山水之胜，闲居于此，正如李白所说“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襄阳歌》），又如苏轼所说“唯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前赤壁赋》）。昔贤之言深获陆游之心，于是发出了类似的赞叹：“买断烟波不用钱”。由感慨到赞叹，这表现了作者初识隐居之乐的一种新鲜的感受。

　　词的下片又用具体的生活内容对隐居的乐趣作了一些必要的补充描写。如果没有“沽酒市，采菱船”几句，那么，前面所说的“别个生涯”和“买断烟波”就架空。最后两句是自嘲的话，是照应开头的自责而说的，说自己不仅痴呆而且还“真堪笑”，见事太迟，一直迟了四十午，还不知道生活的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看来，过去的四十年算是白活了。虽然此词开头的自责给人一些沉重之感，但写到最后的自嘲，作者的笔调和心情就轻松得多了。

　　刘师培对放翁词的总体风格评价是：“屏除纤艳，清真绝俗，逋峭沉都，而出以平淡之词，例以古诗，亦元亮、右丞之匹，此道家之词也。”（《论文杂记》）这首词极其鲜明地体现了该特色。

参考资料：

　　王沂孙是一个善于状物的词人，在他的笔下，无论梅花、春水、柳或落叶，都给人以清新的感受。 

　　词之开篇，由“柳”字带起，点出“春水”。“柳下碧粼粼”，杨柳阴下，春水溶溶，绿波荡漾，清澈澄明。接下二句，“认曲尘乍生，色嫩如染。”由“粼粼”二字唤出，写水中杨柳之倒影。“曲尘”原是酒曲上所生一种菌，色嫩黄，用以比喻新柳之色，形象生动。吴文英《齐天乐·会江湖诸友泛湖》即有“曲尘忧沁伤心水”之句。上面三句，从静处着笔，言柳言水，色彩分明。“清溜满银塘，东风细、参差縠纹初遍。”二句转换角度，从动态落墨，再绘春水。梁简文帝《和武帝宴诗》中有：“银塘泻清溜。”上句即从此中化出，换“泻”为“满”，更显生动。清澈的水流注满银色池塘，徐徐春风温暖和煦，拂过水面，兴起波纹层层。着一“遍”字，言波纹之多之广。以上五句，描摹春水，写景如画，如在目前。

　　“别君南浦”以下至上片结句，词笔转入追忆，亦围绕“春水”而展开。“别君南浦，翠眉曾照波痕浅。”二句追溯昔日离别情事。当日南浦相送，与君别离，尚记得翠眉照影，映在清浅水波之中。“翠眉照影”，一语双关：一方面指人，取陆游《重游沈园》诗的“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三句之意，言闺中女子惜别形象，凝伫水边，目送舟行；另一方面是指杨柳，呼应开头，王沂孙的另一首词《醉落魄·小窗银烛》即有“垂杨学画蛾眉绿”之句。新柳之于女子，共此离别悲感，意境优美，迷离而深广。“再来涨绿迷旧处，添却残红几片。”二句紧承“别君”而来，推想闺中女子之相思。南浦一别，音容渺茫。春去春来，重新来到分别之地，眼见春水新涨，层波荡漾，昔日旧影难寻，前迹全迷，惟有几片落花，漂流在水上。闺中女子触景伤怀，一时之间生出许多哀伤与感叹，此处之绿水暗比相思，绵远而悠长。加以“残红几片”，词情摇曳生姿。

　　词的下片换头处笔势回转，仍写眼前春水，描绘出一幅清新鲜活的生动画面。“葡萄过雨新痕，正拍拍轻鸥，翩翩小燕”。春水像葡萄酒的色泽，加上水面轻鸥正拍打翅膀飞，还杂着翩翩乳燕，整幅画境自然活泼，满孕生机。“新”、“轻”、“小”三字，下得轻盈纤巧，富有灵性。“帘影”以下，词人复从对方着笔，点染相思情状，仍然紧扣“春水”主题。“帘影蘸楼阴”词人着一“蘸”字，暗示了春水之清澈。词中言“楼阴”、“帘影”映照水中，实则点出楼上闺中女子，故而言说：“芳流去，应有泪珠千点。”此二句与周邦彦《还京乐·禁烟近》词中有“任去远，中有万点相思泪”两句有异曲同工之妙，王词词意缠绵，周词则笔势奔放。这几句句句有水，以水写相思，语意通，而字又不显重复。

　　“沧浪一舸，断魂重唱薠花怨。”“沧浪一舸”遥应“别君南浦”，补写离别送行。江水苍茫，人随“断魂舟远去。“蘋花怨”即闺怨，着一“重”字，于言外传出女子望穿秋水的深情。“采香幽泾鸳鸯睡，谁道湔裙人远”末尾二句以女子怨怼之语作结，收束全词。采蘋之人失望日久，又目睹汀州幽泾中，鸳鸯在此歇息，成双成对，致使满腔愁情难以排解。进而女子心生埋怨：远行在外，有谁肯想着家中“湔裙”之人。“湔裙”也是点出春水的。“远”字明写空间之遥远，暗写彼此间阻之悲苦。“沧浪一舸”起到末尾，都是写想象中妻子对自己的望断秋水而不得见的幽怨。

　　全词一字不提春水，但句句贴切春水，写来不粘不脱，纵收联密，不但直接为春水涂色，回忆处也都是春水画境，而且是有生活画、风俗画意味。

　　这首词是作者借七夕来抒发自己寄寓故国之思。

　　上片侧重写七夕儿女幸福欢快景象。“天上低昂似旧，人间儿女成狂”二句紧扣“新秋”，分写“天上”与“人间”七夕情景。低昂，是起伏升降的意思。

　　上句说天上日落月升、斗转星移等天象变化，依然像从前一样。“似旧”二字，意在言外，暗示人间却与自然界的景象不同，发生了巨大变化。暗逗结尾两句。

　　下句说人间儿女也象从前一样，狂欢欢度七夕。“成狂”即包“似旧”之意，言外有无限感慨。在词人看来，经历过人间沧桑巨变的人们，新秋七夕，本应深怀黍离之悲，但今天人们竟依旧狂欢。这种景象不免使词人感慨万千。

　　“夜来处处试新妆，却是人间天上。”“处处试新妆”原是当时七夕风习，也是上文所说“儿女成狂”的一种突出表现。人们几乎误认为这种处处新妆的欢庆景象为人间的天堂了。正如上文“儿女成狂”寓有微意一样，这里的“人间天上”也含有讽刺意味。“却是”二字，言外有意，沦陷后的故国山河，已成为人间地狱，而眼前的景象却竭然相反，仿佛人们早已忘却家国之痛，叫人无限悲痛。

　　下片侧重直抒词人的感受。“不觉新凉似水，相思两鬓如霜。”时间飞逝，不经意间，感到新秋凉意，原来夜深了。由于“相思”——怀念故国，自己的两鬓已经如白梅一样。上句写出一位重重心事的老人久久坐着默默无语，几乎忘却外界事物，下句将长期怀念结果与一夕相思的现境联接在一起给人以时间飞逝的印象，用以突出表现作者深深的思虑。

　　“梦从海底跨枯桑，阅尽银河风浪。”结拍写七夕之梦。上句暗用《神仙传》沧海屡变为桑田的典故，下句以“银河”切“新秋”。诗人梦见在海底超越枯桑，又梦见在天上看尽银河风浪。这里虽明为纪梦，实为借梦来表达对于世事沧桑与人事巨变的感受。这两句尤其突出全文寄意。结末二句起到了画龙点眼的作用。有此二句，不但上片“儿女成狂”的情景讽慨自深，就连过片的“新凉”、“相思”也都获得了特殊的含义。

　　作者以自己作为独醒的爱国者与普通人相对照，抒发了自己眷怀故国的深沉悲壮的情感，是这首词构思和章法上的基本特点。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天下治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辞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於我。

　　昔者晁错尽忠为汉，谋弱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诛错为名；而天子不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有以取之也。

　　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凿龙门，决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当然，事至不惧，而徐为之图，是以得至於成功。

　　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错不於此时捐其身，为天下当大难之冲，而制吴楚之命，乃为自全之计，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己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将之至危，与居守至安；己为难首，择其至安，而遣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怨而不平者也。

　　当此之时，虽无袁盎，错亦未免於祸。何者？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难之矣，而重违其议。是以袁盎之说，得行於其间。使吴楚反，错已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虽有百盎，可得而间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使错自将而讨吴楚，未必无功，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悦。奸臣得以乘其隙，错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祸欤！

　　苏轼在其人物史论中写了大量的翻案文章，立意新颖深刻，高远幽邃。治国之策，行事之则；爱民之心，嫉恶之恨；他人之思，自我之省，都别出新见，发人之所未见，启人之所未思。晁错曾提出“削藩”建议，后被汉景帝所杀。“晁错之死，人多叹息”，苏轼却翻空出奇，以独特的视角，一家之言，阐述了晁错受祸原因，提出了仁人君子、豪杰之士应“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功”的主张。

　　文章开篇为泛泛概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起句看似虚写，实则却在暗说汉景帝时国泰民安中隐含着的诸侯之患。接着，作者便围绕“患”字，从“坐”、“起”两方面进行分说。“坐观其变”而不对祸患采取措施，那么祸患便会蔓延得无可救药；“起而强为之”而不等待时机，则天下也同样不能保持治平安定的局面。作者说的“起而强为之”，暗指晁错的削落。下面，文章又结止上两句的意思。引出“仁人君子豪杰之行”的作为，以此而暗与晁错柑比。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概写出历史上的失败者、又具体落实在晁错身上，暗含着对晁错失败原因的评论。这两句堪称全篇关键之处，是作者论说的中心。在此处，它还有承上启下的妙用：“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上承“起而强为之”;“苟以求名者”，下启“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后面，“天下治平”几句，暗写景帝时的“七国之乱”；“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几句，又虚写七国起兵后晁错的态度。因此，首段虽没直接点出晁错，但却句句在写晁错。抽象中有具体，虚写里含实写，虚实相生中既使后面的论述高屋建扳，又让文章排宕开闺，具有一种滔滔的气势。

　　第二段，文章在前面基础上较而易举地由抽象而具体，由隐而显。由历史的抽象概说，过渡到具体的史事论述。西汉社会诸侯的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封建的中央集权、晁错继贾谊之后，屡次建议景帝“削藩”。他说诸侯王“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呕，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汉景帝用其策，于是出现了“七国之乱”。后来因谗言晁错被杀，后代之人多悲叹晁错的尽忠而蒙害。但苏轼这里却一反传统老调，认为晁错获罪是由于“有以取之也”，从而使文章蹊径独辟、不同凡响。

　　第三段，作者一方面紧扣史事，另一方面却把笔触拉开，先提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介的观点。然后便旁征博引用大禹治水的凿龙门、决江河和溃冒冲突来举例论证，提出“事至而不惧”、“徐为之所”才能使大事成功，以此而暗中指责晁错的临危而逃。

　　第四段是全篇的主体，这一段议论变得丰富，行文也变得曲折。这一段通过有力的论说鞭辟近里地阐述了晁错取祸的原因。“夫以七国之强而骤削之，其为变岂足怪哉！”苏轼认为“削藩”应该逐步进行，徐为之所”，而不应“骤削之”，骤削则必然导致“七国之乱”，这便是“无故而发大难之端”。仁人君子豪杰却于此时挺身而出，所以能成大业，但晁错不在此时捐身，力挡大难，击溃七国，反而临危而逃，“使他人任其责”，那么“天下之祸”自然便集中在晁错身上了。文章至此。所议之事、所立之沦虽与前文相近，但观点与史事却逐渐由隐而显、由暗而明。文章的气势也慢慢由弱而强、由平易而近汹涌。紧接着，作者又连用了两个反问句，把文章的气势推向了的顶峰。“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是谁引发出七国之难而又临危而逃了选择最安全的处所，把天子陷入至危的境地，这是忠义之士所愤惋之人，既使无袁盎的谗一也不会幸免十祸。这样的结局的原因是“己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将。”这两个问句一波未平又起一波，使文覃呈现出汪洋惩肆的特征。然而苏轼并不就此搁笔，他用两个条件再从反面假设晁错，把文章跳起的高浪又推向了深远广阔。“使吴、楚反，错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这是假设晁错不临危而逃；“使不至于家其君。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这是假设晁错不使人主自将。那么即使有一百个袁盎也不能使晁错获祸。

　　最后一段，文章的气势渐渐平缓，在感叹历史之时，再一次指出临危而逃自固其身是晁错取祸的原因，从而增重了题旨的作用。

　　作者生活时代，治平已久，文恬武嬉，积贫积弱，作者思治，故此论实为有感而发。起首议论雄深浑徽，有很强的针对性。全篇文章由虚而实，由实而气势滔滔，由气势滔滔而渐渐平缓，把舒缓与紧凑有机地融为一体。

参考资料：

　　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襟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

　　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及其乱离，继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俱灭而共亡，无馀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废兴，洛阳盛衰之候也。”

　　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

　　呜呼！公卿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唐之末路是已 一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