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穆侍御出幽州

　　“客有住桂阳，亦如巢林鸟。”写自己做客郴州，犹如归巢之鸟起句即饱含深情，表达出友人的热情接待使自己有一种宾至如归之感，自己非常感激。句中的比喻非常巧妙，一则将自己喻为鸟，自是有一种不被重用，流落江南的愤慨和失落；一则将郴州喻为巢，真切而形象地表达了友人何九对自己的厚遇。同时，用一个“客”自称，又是双关手法，既指自己己做客郴州，又指自己被贬之身份，含有一种怀才不遇之感，两“客”皆蒙何九厚遇，其谊自不待言，其恩自不须言，所以诗人以“鸟”“林”相喻，显得既含蓄又贴切。

　　“罍觞且终宴，功业曾未了。”作者没有详写宴会实况，而是以“且终”写宴会即将结束，暗含着盛宴将尽，忧从中来的意味。但诗人要表达的不是离别的痛苦，他想到的是更深刻的主题，那就是建功立业。这两句用对比衬托的手法，衬托出诗人在意的不是别离之伤，而是功业未成之痛。这也是盛唐诗人们的共性，纵览盛唐诗界，从张九龄、陈子昂到高适、岑参，从王维、孟浩然到李白、杜甫，都是胸怀建功立业的抱负。王昌龄此时此地，虽然被贬，却依然保持着这种建立功业的盛唐气象。

　　“山月空霁时，江明高楼晓。门前泊舟楫，行次入松筱。”前两句写宴后倚楼而望的月下美景，宁静的郴山夜空，下有青翠的群山和碧绿江水，上有空阔的青天和明朗的月光，江边高楼便也有了生机，且如晨光一般明朗了。这是诗人与友人宴后伫立楼头所见郴城之美景。后两句接着写主客下楼行舟夜行，眼见得椰城景色美不胜收。顺流而下，不知了多久，也不知行了多远，如渔人入桃花源一般进入一片诗意的松竹之地。读者无从知晓主客在舟中的言谈，但从此景来看，两人一定是情深意切，谈得推推心置腹。诗人不愧为“诗家天子”，他并没有将宴后乘舟夜游写尽，只是写出出行前与行止时情景，一路的风景及言谈藏于诗外了，任由读者自己去想象。

　　“此意投赠君，沧波风袅袅。”这是全诗的主旨，“此意”自是两人在舟中所谈之意，虽未明言，但诗人在“功业曾未了”中已经暗示了，读者完全可以推断出，此处的“意”即是诗人建功立业的理想，以此赠与友人何九，既是勉人又是自勉。这与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勉滕子京相似。由此可见，古代文人骚客的胸襟抱负很大，他们并不以个人得失为意，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沧波风袅袅”既是指主客在江边交谈时所见到的水波和所感受到的夜风，又是暗示现实的清冷。寄寓着诗人对现实环境难以实现理想的担忧，从而将内心的热情与现实的冷酷融为一体了。读者由此诗可以看到诗人王昌龄的内心世界，其实，这也是古代众多迁客骚人的共性，他们总是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全诗写景真切如画，抒情真挚如酒，传意真实如在眼前。

参考资料：

　　愈与李贺书，劝贺举进士。贺举进士有名，与贺争名者毁之，曰贺父名晋肃，贺不举进士为是，劝之举者为非。听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辞。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与贺且得罪。”愈曰：“然。”

　　律曰：“二名不偏讳。”释之者曰：“谓若言‘征’不称‘在’，言‘在’不称‘征’是也。”律曰：“不讳嫌名。”释之者曰：“谓若‘禹’与‘雨’、‘丘’与‘蓲’之类是也。”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夫讳始于何时？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欤？周公作诗不讳，孔子不偏讳二名，《春秋》不讥不讳嫌名，康王钊之孙，实为昭王。曾参之父名晳，曾子不讳昔。周之时有骐期，汉之时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讳？将讳其嫌遂讳其姓乎？将不讳其嫌者乎？汉讳武帝名彻为通，不闻又讳车辙之辙为某字也；讳吕后名雉为野鸡，不闻又讳治天下之治为某字也。今上章及诏，不闻讳浒、势、秉、机也。惟宦官宫妾，乃不敢言谕及机，以为触犯。士君子言语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贺举进士为可邪？为不可邪？

　　凡事父母，得如曾参，可以无讥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亦见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参卒不可胜，胜周公孔子曾参，乃比于宦者宫妾，则是宦者宫妾之孝于其亲，贤于周公孔子曾参者邪？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佛性常清净，何处有尘埃！

身是菩提树，心为明镜台。
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听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目前！

　　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全诗仅十句。头八句是写黄家洞蛮抗击官军的战事大略。“雀步蹙沙声促促，四尺角弓青石镞”是写其步履与武装。步子非常奇特，是雀儿一样的步子，一跳一跳的，步子踏（“蹙”）在沙上，便发出“促促”的响声；而他们的武装却是四尺见长的用兽角装饰的弓和用青石作箭头的箭。“黑幡三点铜鼓鸣，高作猿啼摇箭箙”是写黄家洞蛮部队的情状。一种狭而长的黑旗点了三下，铜鼓声大震，蛮民集合了。每一个黄家洞人都像猿猴那样怪声怪气地大声叫喊，双手还频频摇着自己的箭袋（箭箙）。“巾缠踍幅半斜，溪头簇队映葛花”是写这支部队的“军服”。这“军服”和民服无异，也是够别致的了：他们的“裹腿”仅用彩巾斜缠着的。这一支队伍在溪头傲立，映着正在开放的红紫色的葛花，那艳丽斑驳的色彩也够撩人眼目的了。“山潭晚雾吟白鼍，竹蛇飞蠹射金沙”是写黄家洞蛮伏击官军的战事。这一场伏击是这样奇妙、神速，就好似白鼍晚吟、竹叶青蛇、飞蠹突然向人发动袭击一样，不但恐怖异常，也让人猝不及防。这一句王琦解为“状洞中景物”，实不确。因为这样解，此句便游离于全篇。叶葱奇注为写翻船（白鼍）和蛮人之射箭（竹蛇、飞蠹）。又有点过于拘泥。其实这两句就是写黄家洞蛮作战的勇猛无敌、神速无匹的。

　　后两句是写战后情景。这里有一个对照：黄家洞蛮在战后，骑着自己的“竹马”悠悠然地回到家里；可官军却屠杀容州的百姓，以人头数交差。

　　这首诗的题旨是刺官军的无能、残暴与歹毒。李贺一生，贫病相加，仕途多舛。他对当道者是充满了无比的憎恨与愤怒的。他的诗因此很不乏讥刺时事之作。如《夜饮朝眠曲》是刺当权者的淫逸生活的，《秦宫诗》是刺豪门的专横跋扈的，《吕将军歌》是刺宦官带兵平藩的，《老夫采玉歌》是刺富者榨取采玉工人血汗的。《黄家洞》与这些讽时刺世之作，在批判的精神上是相通的。但这一首诗同情并讴歌少数民族人民的起义斗争，这在唐诗中又实属罕见。李贺的这一首诗，是超越了阶级和种族偏见的。在这一点上，李贺要比他的师长韩愈——他称黄家洞为“贼”——的思想要先进得多。这首诗应当是李贺诗中的民主性的精华。虽历经世，又过千载，这首诗的思想异彩仍能在唐诗苑中放射出奕奕不灭的耀眼光华。

　　《黄家洞》在艺术上仍是一种奇崛幽峭，秾丽凄清的风格。奇特的步式、蛮荒的戎装、猿啼一般的怪叫，都生发出一种诡奇而幽丽的神韵；而那与这“奇装异服”相映的红紫色的葛花，又很能增加全诗的凄清而艳丽的氛围。在这里，诗人是把战士诗化了。把战事也诗化了。战争并不残酷，它显得很美好，很有趣。这一点不仅说明诗人的同情是在黄家洞人民方面，也说明诗人的美学观总是和善、和同情心联系在一起的。再就是篇末点题法。全诗十句有九句是写黄家洞人的军威的，仅在篇末才点了官军一笔。而这一笔恰恰是全诗的关键处、诗意所在。全诗由这一句而神彩飞动，令人震惊。按理说，表现主题的部分一定要用重笔墨，不厌其繁，而这首诗却一反常情，不厌其略。这种手法，恰如相声的抖包袱皮，一层层剥去，显得很有趣，很有情致，而剥到最后竟是一个奇异的发现，这就要比句句写官军杀良报功的方法巧妙、神奇，而且会经济得多。大约这种方法十分类似军事上的声东击西，很能出奇而制胜的。

　　本首诗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晚年的作品。此诗写作者游黄鹤楼时听笛的经历，抒发了诗人满腔的迁谪之感和去国之情。前两句写作者的生活遭遇和心绪，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两句点题，写在黄鹤楼上听吹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西汉的贾谊，因指责时政，受到权臣的谗毁，贬官长沙。而李白也因永王李璘事件受到牵连，被加之以“附逆”的罪名流放夜郎。所以诗人引贾谊为同调。“一为迁客去长沙”，就是用贾谊的不幸来比喻自身的遭遇，流露了无辜受害的愤懑，也含有他的自我辩白之意。但政治上的打击，并没有使诗人忘怀国事。在流放途中，他不禁“西望长安”，这里有对往事的回忆，有对国运的关切和对朝廷的眷恋。然而，长安万里迢迢，对迁谪之人来说十分遥远，充满了隔膜。望而不见，诗人不免感到惆怅。听到黄鹤楼上吹奏《梅花落》的笛声，他感到格外凄凉，仿佛五月的江城落满了梅花。

　　“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诗人巧借笛声来渲染愁情。江城五月，正当初夏，当然是没有梅花的，但由于《梅花落》笛曲吹得非常动听，使诗人仿佛看到了梅花满天飘落的景象。梅花是寒冬开放的，景象虽美，却不免给人以凛然生寒的感觉，这正是诗人冷落心情的写照。同时使诗人联想到邹衍下狱、六月飞霜的历史传说。由乐声联想到音乐形象的表现手法，就是诗论家所说的“通感”。诗人由笛声想到梅花，由听觉诉诸视觉，通感交织，描绘出与冷落的心境相吻合的苍凉景色，从而有力地烘托了去国怀乡的悲愁情绪。所以《唐诗直解》评此诗“无限羁情笛里吹来”，是很有见解的。清代的沈德潜说：“七言绝句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为贵，只眼前景，口头语，而有弦外音，使人神远，太白有焉。”（《唐诗别裁》卷二十）这首七言绝句，正是以“语近情遥、含吐不露”见长，使读者从“吹玉笛”、“落梅花”这些眼前景、口头语，听到了诗人的弦外之音。

　　本首诗也有其独特的艺术结构。诗写听笛之感，却并没按闻笛生情的顺序去写，而是先有情而后闻笛。前半捕捉了“西望”的典型动作加以描写，传神地表达了怀念帝都之情和“望”而“不见”的愁苦。后半部分才点出闻笛，从笛声化出“江城五月落梅花”的苍凉景象，借景抒情，使前后情景相生，妙合无垠。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