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勤政楼

　　勤政楼原是唐玄宗用来处理朝政、举行国家重大典礼的地方，建于公元720年（开元八年），位于长安城兴庆宫的西南角，西面题曰“花萼相辉之楼”，南面题曰“勤政务本之楼”。

　　公元729年（开元十七年）旧历八月五日，唐玄宗为庆贺自己的生日，在此楼批准宰相奏请，定这一天为千秋节，布告天下。并以马百匹，盛饰分左右，舞于勤政楼下，又于楼中赐宴设酺，“群臣以是日进万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绶带，士庶以结丝承露囊更相问遗”，千秋节也就成了一年一度的佳节。然而由于玄宗晚年“勤政务本”早成空话，到安史之乱爆发，只得被迫退位，唐王朝江河日下，千秋节也随之徒有虚名了，甚至连当年作为赠送礼物的承露丝囊也见不到了。诗的第一句说佳节空在，是总论，第二句说丝囊已无，则是抓住了“承露囊”这个千秋节最有代表性的物品来进一步补衬，使得“名空在”三字具体着实了。

　　这首诗的后两句写诗人移情于景，感昔伤今。杜牧善于以诗论史，借古讽今。“惟有紫苔偏称意，年年因雨上金铺”。这两句采用《诗经·王风·黍离》的笔法，用宫院中的植物茂盛生长暗示王朝兴衰之意。

　　《诗境浅说续编》云：“开元之勤政楼，在长庆时白乐天过之，已驻马徘徊，及杜牧重游，宜益见颓废。诗言问其名则空称佳节，求其物已无复珠囊，昔年壮丽金铺，经春雨年年，已苔花绣满矣。”金铺，是大门上的一种装饰物，常常做成兽头或龙头的形状，用以衔门环。用铜或镀金做的，叫金铺，用银做的叫银铺。紫苔是苔藓的一种，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

　　这两句诗从表面看，写的是景，是“勤政楼”的实景，但细细体味，就会感到这十四个字，字字都饱蘸了诗人感昔伤今的真实情感，慨叹曾经百戏杂陈的楼前，经过一个世纪的巨大变化，竟变得如此凋零破败。可以想象，当杜牧走过这个前朝遗址时，所看到的是杂草丛生，人迹稀少，重门紧闭的一片凄凉景象。

　　诗人不写别的，偏偏从紫苔着笔。这是因为紫苔那无拘无束，随处生长，自得其乐的样子深深地触动了他此时惨淡失意的心情。失意之心对得意之物，自然格外敏感，体味也就更加深刻了。

　　作者以紫苔见意，又从紫苔说开去，用紫苔的滋长反衬唐朝的衰落，小中见大，词浅意深，令人回味。说紫苔上了金铺，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当年威严可畏的龙头兽首，而此时绿锈满身，如同长满了青苔一般，这就进一步烘托了勤政楼被人遗忘而常年冷落的凄凉衰败的景象。这里，“偏称意”三字写得传神，“偏”，说明万物凋零，独有紫苔任情滋蔓，好像是大自然的偏宠，使得紫苔竟那样称心惬意。这笔法可谓婉曲回环，写景入神了。

　　这首诗是诗人在极度感伤之下写成的，全诗却不着一个“悲”字。从诗的整体看，诗人主要采用明赋暗比的方法。前两句写的是此刻之衰，实际上使人缅怀的是当年之盛；后两句写的是此时紫苔之盛，实际上使人愈加感到“勤政楼”此时之衰。一衰一盛，一盛一衰，对比鲜明，文气跌宕有致，读来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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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描写了巴峡周围的景色和风土人情。词句清丽，景象雄伟。开头点明时间和地点，说在暮春的黎明作者行经巴峡，心中却思念着遥远的京城。接着写诗人沿途所见所闻，清江边有浣衣的少女，朝阳里传来一片鸡鸣。江面上舟船聚拢，水上人家的集市已经开始了；遥望江岸远山，山桥竟横跨在树梢之上。有人认为“万井”是指千泉万涓，而不是指千家万户。因为以巴峡的地势，不可能像平原一样聚居很多人家。也有道理，可备一说。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象并不能让诗人欢快起来，因为身在异乡，难免有思乡之愁。尤其是听到人们说着异乡方言，莺啼还是故乡声音的时候。诗人最后说，幸得山水有许多的意趣，才能稍稍缓解他的离别之情。

　　从格律上说此诗是一首五言排律，中间几联在形式上都是对仗，在内容上都是写景，很有特色。作者既好山水，自然善于捕捉异地的自然景物、风俗民情等特殊的美感。“晴江一女浣”、“水国舟中市”等句子，写出了作者即目所得的优美风光。水国舟市，道尽水乡的独特风貌；桥过树梢，极写山乡的奇幻景观。“登高万井出，眺迥二流明”，使人视野开阔，诗歌意境也随之宏远。不同的方言俚俗，相同的莺啼鸟叫，写尽在外流浪漂泊异乡人的思念之情。此地虽有山水情趣，也只能稍事排解离别之情、思念之苦。虽然有淡淡的离乡之愁，但总的说来，全诗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并不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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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李商隐作幕梓州后期之作，为咏梅而寓意之诗。写在百花争艳的春天，寒梅早已开过，所以题为“忆梅”。

　　一开始诗人的思绪并不在梅花上面，则是为留滞异乡而苦。梓州（州治在今四川三台）离长安一千八百余里，以唐代疆域之辽阔而竟称“天涯”，与其说是地理上的，不如说是心理上的。李商隐是在仕途抑塞、妻子去世的情况下应柳仲郢之辟，来到梓州的。独居异乡，寄迹幕府，已自感到孤孑苦闷，想不到竟一住数年，意绪之无聊郁闷更可想而知。“定定住天涯”，就是这个痛苦灵魂的心声。定定，犹“死死地”、“牢牢地”，诗人感到自己竟象是永远地被钉死在这异乡的土地上了。这里，有强烈的苦闷，有难以名状的厌烦，也有无可奈何的悲哀。屈复说：“‘定定’字俚语入诗却雅。”这个“雅”，似乎可以理解为富于艺术表现力。

　　为思乡之情、留滞之悲所苦的诗人，精神上不能不寻找慰藉，于是转出第二句：“依依向物华。”物华，指眼前美好的春天景物。依依，形容面对美好春色时亲切留连的意绪。诗人在百花争艳的春色面前似乎暂时得到了安慰，从内心深处升起一种对美好事物无限依恋的柔情。一、二两句，感情似乎截然相反，实际上“依依向物华”之情即因“定定住天涯”而生，两种相反的感情却是相通的。

　　“寒梅最堪恨，长作去年花。”三、四两句，诗境又出现更大的转折。面对姹紫嫣红的“物华”，诗人不禁想到了梅花。它先春而开，到百花盛开时，却早花凋香尽，诗人遗憾之余，便不免对它怨恨起来了。由“向物华”而忆梅，这是一层曲折；由忆梅而恨梅，这又是一层曲折。“恨”正是“忆”的发展与深化，正像深切期待的失望会转化为怨恨一样。

　　但这只是一般人的心理。对于李商隐来说，却有更内在的原因。“寒梅”先春而开、望春而凋的特点，使诗人很自然地联想到自己：少年早慧，文名早著，科第早登；然而紧接着便是一系列不幸和打击，到入川以后，已经是“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樊南乙集序》），意绪颇为颓唐了。这早秀先凋，不能与百花共享春天温暖的“寒梅”，正是诗人自己的写照。诗人在《十一月中旬扶风界风梅花》诗中，也曾发出同样的感叹：“为谁成早秀？不待作年芳。”非时而早秀，“不待作年芳”的早梅，和“长作去年花”的“寒梅”，都是诗人不幸身世的象征。正因为看到或想到它，就会触动早秀先凋的身世之悲，诗人自然不免要发出“寒梅最堪恨”的怨嗟了。诗写到这里，黯然而收，透出一种不言而神伤的情调。

　　五言绝句，贵天然浑成，一意贯串，忌刻意雕镂，枝蔓曲折。这首《忆梅》，“意极曲折”（纪昀评语），却并不给人以散漫破碎、雕琢伤真之感，关键在于层层转折都离不开诗人沉沦羁泊的身世。这样，才能潜气内转，在曲折中见浑成，在繁多中见统一，达到有神无迹的境界。

　　徐惠的《长门怨》是一首五言律诗，是为班婕妤这位贤妃秋风团扇的悲苦命运鸣不平的作品。作者细致入微的描述了班婕妤被成帝冷落遗弃后的心理状态，抒发了主人公被弃后无法言说的怨愤之情，这也是封建时代后宫女性对自身被动命运的无奈慨叹。

　　绵密的典故和意象是徐惠诗作的特点之一。以此诗为例，首句中的“柏梁台”是指代汉武帝抛弃陈阿娇一事，表明女主人公已经落得陈阿娇一般的下场。“昭阳殿”则是汉成帝宠妃赵飞燕的宫殿，这里指代新宠之人的居所。此句中“旧爱”和“新宠”的强烈对比，充满了哀怨。接下来的一句则巧用班婕妤辞辇的典故和她《怨歌行》里的团扇意象，写出了女主人公德行高洁却秋绢见弃的悲剧命运。徐惠身为妃嫔，深知当年汉成帝宠爱班氏，邀其同坐一辇之上，是何等地荣耀，而其以“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之言推辞和劝谏，又是何等贤明。正因如此，班婕妤最后“含情泣团扇”的结局，才更加令人扼腕叹息。

　　题为《长门怨》的诗歌一般都是失宠后妃忧伤悲痛的心灵写照，但徐惠则不然。她诗中的女性，不同于以往被动望幸的嫔妃宫人，而是有思想，有感情，要求独立个性和平等人格的女性。她的《长门怨》充满了人的尊严，既“怨”也“怒”。她敢于用“一朝歌舞荣，夙昔诗书贱”，大胆的表达自己对皇帝的不满。而一旦失去感情，她有深深的绝望，“颓恩诚已矣，覆水难重荐”一句，写得斩钉截铁，以一种“决绝”态度表达了自己的自尊和傲骨。

　　徐惠的诗与她的思想是相合的，她看中的是感情。班婕妤的心情，又何尝不是她自己心灵的写照？在她眼里，太宗不是至高无上的君王，更是和自己在感情上处于平等地位的丈夫。她在《长门怨》中表达的愤怒和幽怨，正是基于对感情的失望而产生的反抗情绪。虽然这种反抗意识还很模糊，并且她最终以“不医而卒”为唐太宗作了殉葬，但这种平等的观念和有意识的反抗，在以往的宫怨诗里是从没有过的，这昭示了宫廷题材诗作新变的方向。而徐惠不凡的才华，思想和政治见解，对当时和以后的女性思想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格律上看，此诗的修辞手法对偶运用得尤其突出。如“旧爱”对“新宠”、“柏梁台”对“昭阳殿”、“守分”对“含情”、“芳辇”对“团扇”，“一朝”对“夙昔”，“歌舞荣”对“诗书贱”，“已矣”对“重荐”等，且全诗声韵和谐。这表明徐惠创作中偶对和律化意识的自觉，也体现了初唐宫廷诗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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