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将军

　　宋代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称莲花为“花之君子”，说它“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说它“可远观而不可亵玩”，并且对其作了具体介绍：“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这些描写，形象而具体地写出了莲花的特点，作者对莲花的赞美之情主要寓于对莲花的描写之中。《白莲》这首诗却不同，这首诗虽然是以“白莲”为题，以莲花为吟咏对象，但诗人没有对白莲作具体描绘，而是抓住白莲颜色的特点，借题发挥，直述诗人自己的看法，抒发自己的感情。

　　诗的第一句：“素花多蒙别艳欺”便明显地指向人事。有不少人轻视乃至鄙弃素色的花卉，而专门喜欢那些妖艳的花朵。封建社会的上层社会也是这样，一些朴实无华，不善于表现自己的人往往被忽视，被埋没，被欺凌，而一些华而不实的家伙则往往得到封建统治者的欣赏与重用。这句诗明显地指向了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诗的第二句就更明显了，瑶池是传说中的神仙世界，是无比高雅神圣的地方。诗人说白莲应该在这样的地方占据一个位置，这明显地是在说那些有才能的人应该在人类社会上得到自已应得到的地位。这里当然也不能排除诗人有自况的意思。可是，在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被摧残并不是个别现象，而是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这使诗人感到愤怒，也使诗人感到悲哀，因此在此诗的最后两句，诗人塑造了在晓月清风之中即将凋谢的白莲这一形象，让人们注意，向人们提出了问题。这就又一次把矛头指向了封建社会，控诉封建统治者摧残与埋没人才。这首诗就是这样通过对白莲的吟咏，揭露了封建社会人才被埋没、被摧残的不合理现象，为被埋没、被摧残的人才鸣不平，为他们发出呼呼的。这首诗诗主要运用象征的手法，议论与描写结合得十分巧妙，语言也通俗易懂，概括力强。

　　《白莲》一诗从“素花多蒙别艳欺”一句生发新意；然而它并没有黏滞于色彩的描写，更没有着意于形状刻画，而是写出了花的精神。“无情有恨何人觉，月晓风清欲堕时”。白莲好像无情，但却有恨，在天欲晓而残月尚在，凉爽的晨风吹着，无人知觉的时候，这正是白莲的花瓣将要坠落的时候。这样的想象和描写是既适合作者心目中的白莲的性格的特点，而且又很有情致和余味的。因为有诗的感觉和想象的诗人写诗，并不是仅仅打一个比喻，借题发挥，发一点个人的牢骚，而是对他所歌咏的对象，总是感到了诗意，感到了有动人的地方，然后才可能写出可以打动人的真正的诗来。最后两句，诗人从不即不离的空际着笔，把花写得若隐若现，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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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绝句体中，有一种“一句一绝”的格调。即每句写一景，多用两联骈偶，句子之间似无关联。它最初起源于晋代《四时咏》（“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唐代作者已不多，唯杜甫最喜运用这种体格。或许是因为他太精于诗律，运用这种绝体，可以因难见巧。他最脍炙人口的绝句如“两个黄鹂鸣翠柳”“糁径杨花铺白毡”“迟日江山丽”等，也都是用这种体格。这些诗的优点不只在于写景生动，律对精切，而尤其在于能形成一个统一完美的意境，句与句彼此照应，融为一幅完整图画。

　　这首诗写夜泊之景。诗人写月夜，不从空中之月写起，而写水中月影（“江月”），一开始就抓住江上夜景的特色。“去人只数尺”是说月影靠船秀近，“江清月近人”，它同时写出江水之清明。江中月影近人，画出了“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的江间月夜美景，境界是宁静而安谧的。第二句写舟中樯竿上挂着照夜的灯，在月下灯光显得冲淡而柔和。桅灯当有纸罩避风，故曰“风灯”。其时江间并没有风，否则江水不会那样宁静，月影也不会那样清晰可接了。一二句似乎都是写景，但已暗示出一个未眠人的存在（第一句已点出“人”字），这就是诗人自己。从“江月”写到“风灯”，从舟外写到舟内，由远及近。然后再写到江岸，又是由近移远。由于月照沙岸如雪，沙头景物隐略可辨，夜宿的白鹭屈曲着身子，三五成群团聚在沙滩上，它们睡得那样安恬，与环境极为和谐；同时又表现出宁静的景物中有生命的呼吸。这和平境界的可爱，惟有饱经丧乱的不眠人才能充分体会。

　　诗句中洋溢着诗人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对于自然界小生命的热爱，这与诗人忧国忧民的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诗人对着“沙头宿鹭”，不禁衷心赞美夜的“静”美。由于他与自然万类息息相通，这“静”与“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王维《竹里馆》）的寂静幽独该有多少不同。忽然船尾传来“拨剌”的声响，使凝神睇视着的诗人猛地惊醒，他转向船尾，只见波光粼粼的水面上跃起一条大鱼，在夜空中画了一条若隐若现的弧线后，又潜入水中。

　　诗的前三句着力刻画都在一个“静”字，末句却写动、写声，似乎破了静谧之境，然而其表达效果恰好相反，以动破静，愈见其静；以声破静，愈见其静。与“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王籍《入若耶溪》）有异曲同工之处。这是陪衬的手法，适当把对立因素渗入统一的基调，可以强化总的基调。这是诗、画、音乐都常采用的手法。诗的末两句分写鱼、鸟，一动一静，相反相成，抓住了江上月夜最有特点同时又最富于诗意的情景，写得逼真、亲切而又传神，可见诗人体物之工。

　　此诗乍看上去，四句分写月、灯、鸟、鱼，各成一景，不相联属，确是“一句一绝”。然而，诗人通过远近推移、动静相成的手法，使舟内舟外、江间陆上、物与物、情与景之间相互关联，浑融一体，读之如身历其境，由境会意。因而决不是什么“断锦裂缯”（胡应麟）。“老去诗篇浑漫与”，从诗题“漫成”可知是诗人一时得心应手之作，这种工致而天然的境界不是徒事雕章琢句者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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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清新淡雅的咏物诗，作者借咏流萤表达了物虽小而不碍其光华的哲理，同时又借物自喻，寄寓身世之感。因有所寄托，因而别具情致。

　　此诗前两句从流萤的飞翔之形、发光之态的角度开始写，“流光小”与“弱翅轻”衬托出了萤火虫的弱小。这种手法，有点类似唐朝李嘉的《咏萤》：“映水光难定，凌虚体自轻。夜风吹不灭，秋露洗还明。向烛仍分焰，投书更有情。犹将流乱影，来此傍檐楹。”此诗通过萤火水上轻舞、空中展翅、风吹不灭、露洗还明、输光伴夜读、流连在楹檐等形象的刻画，突出了其飞翔之姿、发光之征。但虞世南的诗并不以绘形为目的。诗的三、四两句则由表及里，一下子窥视到萤的内心世界：“恐畏无人识，独自暗中明。”多么顽强的个性，多么可贵的追求，尽管自己的生命弱小，但它不甘默默无闻，不愿自暴自弃，偏要在暗夜中闪光，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存在，执著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那出现在读者眼前的萤火，就不是一只小小的飞虫，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精灵，一个个性独特、胸怀不凡的刚毅之士，其伟岸形象，令人肃然起敬，又促人深思猛省。

　　《老子》云：“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意思是说，道虽然是无名而质朴的，很小不可见，但是天下谁也不能降服它，令其称臣。人生在世，应该努力进取，刻苦学习，即使先天条件不足或有所限制，但是无碍于人通过后天努力获得学识。这首小诗也即阐述了这种积极向上的人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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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的“相思”诗隐约存在着某种界限。艺术的相思，其抒情内核呈叠加状态，由诗人到诗人，由诗到诗，诗味儿渐浓，人生味儿渐淡，甚至可以演化成一种政治相思。古人解之：“此太白被放之后，心不忘君而作。”如果以这种眼光去赏诗，“美人如花隔云端”中的“美人”就少了太多绰约风姿，一副高高在上的君王面孔令人生畏。还是将之还原为艺术的相思为好，美人是大众的美人，相思是普遍的相思。这类相思诗，用美丽的诗歌语言唤醒了潜藏人们心底的“相思”情怀，又何必追问为谁而写呢？

　　李白的赠、别、寄、送诗中所出现的大量“相思”，是可以找到表达对象的，在此姑且称为“人生的相思”。这些酬唱赠答类诗歌，世态人情渗透了诗歌，人生是诗歌的内核。诗人的相思对象不再是虚拟的，而是真实的存在，这从诗歌的标题即可看出，透过《别韦少府》，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诗人的真切人生。

　　白居易主张诗文“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又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这首诗完全体现了他的这种理论主张，既不为艺术而艺术，又不为自我而艺术。诗中反映出他能跨越自我、“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表现了诗人推己及人、爱民“如我”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封建社会开明官吏乐施“仁政”、惠及百姓的进步思想，激动人心。

　　“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是全诗的警句，反映了白居易的思想：大丈夫贵在兼济天下，做利国利民之事，不能只顾独善一身。白居易《与元九书》说：“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白居易自谦称）虽不肖，常师此语……志在兼济，行在独善。”这两句可视为白居易的抱负和志向，也可视为他希望实行“仁政”的政治主张和处世哲学。这是古代正直的、欲有所作为的知识分子的处世哲学。

　　作品结尾四句“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源于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它表明，两位伟大诗人的博爱情怀都是一致的。宋代黄澈在《巩溪诗话》中曾对两诗的优劣进行了论述。其实这大可不必区分优劣。两人都是面对自我处境的一种超越，只不过老杜并未愁苦于个人饥寒、白氏并未沉溺于个人饱暖而已，皆为难能可贵。无论自身寒暖，诗人心中念念不忘、重重忧虑的都是天下百姓。

　　作品艺术的高明之处在于，表面写的是“稳暖”，实质写的是“仁政”。或者说，“稳暖”只是其写实，“仁政”才是其虚拟，即意象创造。白居易在唐文宗大和四年（830年）被任命为河南尹，辖区就是洛阳城。后来，他又写了一首内容相近的诗《新制绫袄成感而有咏》，其中写道：“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争得大裘长万丈，与君都盖洛阳城。”同样表达了他的爱民激情，同时也蕴含着他的“仁政”理想。他在《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诗中说得异常明确：“我有大裘君未见，宽广和暖如阳春；此裘非缯（古代丝织品总名）亦非纩（细丝绵），裁以法度絮以仁。刀尺钝拙制未毕，出亦不独裹一身。若令在郡得五考（唐制：经五次考绩才可转官。意谓任满），与君展覆杭州人。”显然，白氏所谓“裘”，实乃“法度”、“仁政”的一种象征。不管是“盖裹周四垠”，还是“都盖洛阳城”，均要实施“法度”、推行“仁政”。作为封建官吏，他要维护的当然是封建统治，但在客观上也给平民百姓带来一定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