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夏后荆溪周进士济偕徐吕诸子放棹过香溪招余游西山 其二

　　这是一首悼亡词，从“风雨消磨生死别”句来看，其伤悼之意已明。其所谓“有感”，便是这天上人间生死之别的不能忘情；可见纳兰与卢氏夫妻情爱之深笃，亦可见纳兰于爱情的真纯诚挚。

　　“心灰尽、有发未全僧。”纳兰此刻的心情也是如此，虽然蓄发，内心却如灰烬一般，毫无生气，对红尘不再眷恋了，如同僧人一般只不过是等着死去，消磨时光罢了。既然是这样的生活状态，下一句“风雨消磨生死别，似曾相识只孤檠，情在不能醒。”也便在情理之中了。

　　纳兰在最后感慨“薄福荐倾城”，纳兰福薄无法消受上天赐予的礼物，只能在失去之后独自叹息。

　　纳兰深受佛道之影响，故其词中亦时有流露。此篇表现得十分明显。但他又将这种思想、情致寓于恋情之中，遂显得扑朔迷离，深曲委婉之至。

参考资料：

　　奂山山市，邑八景之一也，然数年恒不一见。孙公子禹年与同人饮楼上，忽见山头有孤塔耸起，高插青冥，相顾惊疑，念近中无此禅院。无何，见宫殿数十所，碧瓦飞甍，始悟为山市。未几，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居然城郭矣。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忽大风起，尘气莽莽然，城市依稀而已。既而风定天清，一切乌有，惟危楼一座，直接霄汉。楼五架，窗扉皆洞开；一行有五点明处，楼外天也。

　　层层指数，楼愈高，则明渐少。数至八层，裁如星点。又其上，则黯然缥缈，不可计其层次矣。而楼上人往来屑屑，或凭或立，不一状。逾时，楼渐低，可见其顶；又渐如常楼；又渐如高舍；倏忽如拳如豆，遂不可见。

　　又闻有早行者，见山上人烟市肆，与世无别，故又名“鬼市”云。

　　纵观山市出现的全过程，可分四个阶段。

　　初生阶段

　　这是目击者眼中的画面。文章还描写了目击者的心理变化：见孤塔时，彼此“相顾惊疑”，表明它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跟实读者带到目击者所在的地方了。

　　以下所写仍是目击者所见画面，但读者在感觉上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如同亲见。

　　发展阶段

　　先总写一笔：“高垣睥睨，连亘六七里。”颇有恢宏的气象。然后分写：“中有楼若者，堂若者，坊若者，历历在目，以亿万计。”虽然寥寥数语，却可以诱发读者想像出一幅跟《清明上河图》相似的画卷来。这幅画卷最后在风中消失，又不禁使人感到怅然。

　　高潮阶段

　　因“风定天清，一切乌有”，只剩下一座高接霄汉的危楼，所以楼的形状看得格外清楚，连楼外天空也显现了出来，给人的感觉是距离比先前的城郭缩短了一些。更为特殊的是，楼上还有来来往往的人，或凭或立，与人有照应开头的作用，说明奂山这个地方确实能看到这种奇异的现象。

　　时间的变化：忽——无何——未几——忽——既而——逾时——倏忽

　　景致的变化：孤塔——宫殿——城郭——危楼——消失

　　消退阶段

　　景象全部消失，山市景象结束。作者的最后一句话和第一句话相呼应，给山市增加了神秘感。

　　主题思想

　　《聊斋志异》以谈狐说鬼的形式.揭露当时现实的黑暗和官吏的罪恶，对科举制度和礼教也有所批判，并以同情的笔调描绘了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但书中也存在着一些宣传“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观念和迷信色彩。

　　1、悬是作者笔锋一转“然数年恒不一见”，又给山市增添了一些神秘的气氛，读者的好奇心被强烈的激发了。

　　融情入景

　　以情衬景。作者在描写时，是通过孙禹年及其朋友的眼睛来描写山市奇景的。孙禹年在与朋友饮酒时，忽然看见远处奂山山峰上出现了隐隐约约的高耸的“孤塔”，他们不禁“相顾而疑”，因为此处根本就没有寺院，哪来的孤塔呢？这种强烈的惊奇、迷惑的情绪，既是对离奇的山市景色一种烘托，又是感染读者的一种媒介。作者在描述的过程中融入了这种情绪，一步步吸引读者，去揭开山市的秘密。文中伴随着惊异的情绪波动，层层展开描写，使山市的每一景物，每一次变幻都给人以新奇的感觉。接着，“孤塔”旁又出现了数十所华丽的宫殿，直到此时，作者才点明了“始悟为山市”。孙某及其朋友由“惊疑”而“悟”。伴随着“悟”而来的应该是轻松、释然的心情，集中精神观赏难得一见的山市奇观。

　　楼上各色人的活动，细腻地点染了楼中人物的姿态和神韵。如果说，前面是以粗、虚、略的笔法勾勒了城市的概貌，写起来气势飞动的话，那么后面则是以细、实、详的笔墨，具体描绘了山市中的一楼一景，一人一态，写得极有情味，这样的描写，我们不只是看到了“山市”里的高楼、城郭，而且似乎触摸到了“山市”里人情风俗的气息。同时，也使得本是无中生有的山市蜃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富有实感。同时，作者在描绘景物时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无限想像与玩味的空间。

　　动静互变

　　山市景象变幻不定，作者着力捕捉山市的每一次变化，在短短的一百字中，将其描写的生动、形象、令人拍案叫绝。

　　绝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兴叹。这篇文章是根据目击者的叙述写的，它历历如画地再现了山市由生成到消失的过程，无论是大笔勾勒或工笔描摹，都能曲尽其妙。

　　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好学而不勤问，非真能好学者也。理明矣，而或不达于事；识其大矣，而或不知其细，舍问，其奚决焉？

　　贤于己者，问焉以破其疑，所谓“就有道而正”也。不如己者，问焉以求一得，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也。等于己者，问焉以资切磋，所谓交相问难(nàn)，审问而明辨之也。《书》不云乎？“好问则裕。”孟子论：“求放心”，而并称曰“学问之道”，学即继以问也。子思言“尊德性”，而归于“道问学”，问且先于学也。

　　古之人虚中乐善，不择事而问焉，不择人而问焉，取其有益于身而已。是故狂夫之言，圣人择之，刍荛(ráo)之微，先民询之，舜以天子而询于匹夫，以大知而察及迩言，非苟为谦，诚取善之弘也。三代而下，有学而无问，朋友之交，至于劝善规过足矣，其以义理相咨访，孜孜焉唯进修是急，未之多见也，况流俗乎？

　　是己而非人，俗之同病。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有未安，妄以臆度。如是，则终身几无可问之事。贤于己者，忌之而不愿问焉；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焉；等于己者，狎xiá之而不甘问焉，如是，则天下几无可问之人。人不足服矣，事无可疑矣，此唯师心自用耳。夫自用，其小者也；自知其陋而谨护其失，宁使学终不进，不欲虚以下人，此为害于心术者大，而蹈之者常十之八九。

　　不然，则所问非所学焉：询天下之异文鄙事以快言论；甚且心之所已明者，问之人以试其能，事之至难解者，问之人以穷其短。而非是者，虽有切于身心性命之事，可以收取善之益，求一屈己焉而不可得也。嗟乎！学之所以不能几(jī)于古者，非此之由乎？

　　且夫不好问者，由心不能虚也；心之不虚，由好学之不诚也。亦非不潜心专力之故，其学非古人之学，其好亦非古人之好也，不能问宜也。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圣人所不知，未必不为愚人之所知也；愚人之所能，未必非圣人之所不能也。理无专在，而学无止境也，然则问可少耶？《周礼》，外朝以询万民，国之政事尚问及庶人，是故贵可以问贱，贤可以问不肖，而老可以问幼，唯道之所成而已矣。

　　孔文子不耻下问，夫子贤之。古人以问为美德，而并不见其有可耻也，后之君子反争以问为耻，然则古人所深耻者，后世且行之而不以为耻者多矣，悲夫！

　　本文无论在命题，立意，论证方法或语言风格上，都可以看出有模仿韩愈《师说》的痕迹。可比较二者的异同。

　　两文都劝说人们要虚心学习，要向各种人学习。但论述角度略有不同。《师说》着重从“师”的角度，强调“师”的重要性，劝人虚心“从师而问”要“学于师”；《问说》则着重从“问”的角度，强调“问”的重要性，主张“学必好问”。

　　《师说》第一部分提出论点后，第二部分（核心部分）就反复运用正反对比的论证方法对比鲜明地论证论点。《问说》的论证方法也是这样。不同的是，《师说》对比的对象繁多，而《问说》对比和对象单一，都是“古之人”与“今人”，对比的内容却涉及“问”的各个方面。

　　在语言风格上，两篇文章都很古朴。在句式运用上，两篇文章都注意整齐的排偶句与灵活的散文交错运用，奇偶互现，错落有致，以取得波澜起伏，气势雄壮的效果。在散句中穿插相当多的排偶句，是《师说》和《问说》的共同语言特点。《问说》中有些句子，与《师说》的某些句子，连结构和意思也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内容主旨

　　本文共七个自然段，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段）：引论。

　　作者先提出“君子之学必好问”的中心论点，接着辩证地分析“问”与“学”相辅而行的关系，再转而强调指出：好学一定要勤问。

　　第二部分：本论。第二到第六段从正反两方面详细阐明为什么要勤问。

　　第二段先从正面阐明“问”的重要作用：问不择人，问必有得。作者分两方面论述：①说明三种问的人（贤于已者，不如已者，等于已者）都有收获；②引儒家经典和大师的话，先是暗引，后是明引，证明“问”是进德修业的重要条件，增强文章的说服力，深刻地阐明了中心论点。

　　第三到第六段论述怎样才算好问和问应持什么态度。

　　第三段举古人好问为典范，并对比古今之人的不同表现，分两个层次：①古人好问，不择事，不择人，能取善之弘；②今人有学而无问，为下文针砭时弊作了铺垫。

　　第四、五段转入分析今人的错误表现：

　　第四段、针对今人“是己非人”的弊端，作者从事（问的内容）和人（问的对象）两方面进行批评。在写作方法上将今人和古人的言行构成鲜明的对比：古人“不择事而问”而今人“学有未达，强以为知”“理事未安，妄以臆度”；“古人不择人而问”而今人对“贤于已者；忌之而不愿问”，对“不如己者，轻之而不屑问”，对“等于己者，狎之而不甘问”。这个层次对今人的批判与前面第二段关于问各种人都能有收获的论述，以及第三段“古之人，不择事而问，不择人而问”遥相呼应。这段最后提出“有学无问”的危害性。

　　第五段、批判今人“非所问所学”的不良风气。作者先指出今人问的三种不良动机：“快言论”、“试其能”“容其短”。最后以感叹句作结，再以“不能几于古”来古今对比，批评今人。

　　第六段、推究今人不好问的根本原因。

　　第三部分（第七段）作者申说自己的主张。

参考资料：

　　首句“客心”，指离乡在外的心情，通常说来，免不了一个“愁”字。然而作者并不直接将“客心”等同于“愁”，而是在“客心”与“愁”之间，阑入“水”的意象，连用两“如”字绾结三者，使“客心”与“愁”产生距离，仿佛两事原本了不相干，只是因为都与水有相类之处，所以经由水偶然牵合在一起似的。起手故为曲折，用笔摇曳而蕴藉。

　　但阑入“水”的意象，主要意图还不在此，而在于带出次句。看到次句，读者方才恍悟，“水”字实有所指，不是虚设的譬喻。它指运送作者舟行还乡的河流。河水流速迅疾，使归舟走得很快。急流是因，在前，归舟容易是果，在后，且“容易”按正常语序，又该放在“归舟”之后，修饰后者。可是这里却句法倒装，把“容易”置于最前面，突出了作者最强烈的感受。

　　而这句反过来，对上句也起到了定向的作用。以水喻愁，古人诗中其例甚多，喻义不止一端：或以水喻愁绪的深，如唐彦谦《留别》：“龙潭千尺水，不似别情深”；或以水喻愁绪的长，如李白《金陵酒肆留别》：“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或以水喻愁绪的百转千回，如温庭筠《锦城曲》：“巴水漾情情不尽，文君织得春机红”，等等。叶燮的喻义又是什么？通过次句可以确认，他是用水流之急比拟愁绪之浩荡，并且这愁绪同水一样，均是指向他的家乡。

　　后两句顺着“容易”而来。何以见得舟行容易？即从不知不觉间已近故乡见出。叶燮乃江苏吴江人，乍闻吴语，自然倍感亲切。第三句的“忽讶”，点出舟行速度快得出乎意料。这一句原作“忽讶推篷吴语是”，今本为叶氏门生沈德潜所改。细细吟味，改句确是胜过原句。原句推篷而闻吴语，是作者主动行为在先；改句语声送入窗内，作者完全是被动的，意外的味道更其浓厚。复以声律而论，原句是“平仄平平平仄仄”，正对下句的“仄平仄仄仄平平”；改句变作“平仄平平仄平仄”，第五、六字平仄易位，自拗自救，令人一上口便稍觉惊异，同要表达的意外之感恰相匹配，声、情相得益彰。这句改动，艺术上是绝对站得住的（“船”字重出，强调所写均系船中所感，不是疏忽）。叶燮的推篷闻声当为写实，沈德潜的隔窗闻声则为诗人的加工，这就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分野所在了。写诗有时候是不可拘泥实情的。贾岛《题李凝幽居》“僧敲月下门”句，“推”、“敲”两字怎生取舍，迟迟未能定夺。倘使一切照实交代，何来犹疑？犹疑是因为这里的一切考量，目的都在构造意境而不在还原事实。这件事本身大概也属子虚乌有，但久成美谈，则是因为它确乎道出了一些诗艺的真谛。当然，虚构得有个分寸，它是为表达作者所要表达的东西服务的，应该锦上添花，不宜喧宾夺主。若像张枢那样，赋[惜花春]词，“琐窗深”句末字为求声韵优美，改“深”为“幽”，继又改“幽”为“明”（事见张炎《词源》卷下《音谱》），不悟“明”字与他要表达的深幽之境，意义背道而驰，就不免虚构得失去分寸感，未足效法了。

　　回到叶燮这首诗上来。末句由听觉拓展至视觉。此时故山尚未在望，然而作者藉由明月，先点出故乡近了。月光原是遐迩普照的，照着故山的月光也照着我的船头，这是正常现象，殊不足以证明我离故乡之近。然而这句诗明明传达出一个讯息：故乡已经不远。这不是一个理性的证明，而是一个艺术的证明。叶燮论诗，尝指出诗与寻常文字不同，可用以表现“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若以俗儒之眼观之，以言乎理，理于何通？以言乎事，事于何有？所谓言语道断，思维路绝。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也”（《原诗》内篇下）。这句诗无理而有理，正践行了他自己的观点。

　　统观全诗，逆推其构思过程，实际上后半所写才是触发灵感的契机。作者由闻乡音，而觉出舟行之速，于是有了第二句。为什么舟行如此之速呢？水流之急是个“真”的解释，由此推进到一个“美”的解释，那就是客心似水，沛然莫之能御，加快了作者的返程速度，于是有了第一句。诗尽管自客心之愁起笔，但在构思之初，此愁已然因故乡在即而消散，所以作者写愁方能写得如此轻盈，也方有余裕在诗艺上从容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