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杨长史赴果州

　　此诗开头“褒斜不容幰，之子去何之”两句，明知故问，强调了蜀道之难，表明了对友人远行的担忧。颔联“鸟道一千里，猿声十二时”二句，一为空间，一为时间，真切具体地写出了友人行程之远，离别之久。颈联“官桥祭酒客，山木女郎祠”二句，通过对旅途情景的想象，表达了对友人入蜀旅途的关切。结尾“别后同明月，君应听子规”两句是对别后的想象和对友人的嘱咐。

　　随着阅历的加深和艺术上的成熟，王维晚年的作品审美选择更加入妙，点染更加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兴韵寄于风土，诗中官桥的巫祝，树丛的女神祠，都是入蜀道上特有的风物。作者又善于用数目字加以夸张，一千里写尽鸟道，十二时写尽猿啼，完全避开了送别俗套，寥寥几笔就把蜀地的险阻和风物的优美写出来，具有超俗的画意和诗情。首尾两联写尽的关切和相思，浑然神秀，无迹可求。纪晓岚说“一片神骨，不必凡马空多肉”，的确道出了此诗的妙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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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侠”，是乐府古题，从西晋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内容大都写壮勇轻生、杀人报仇的侠士精神。此诗属边塞诗，歌颂一位将士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诗的前半部分写侠士从军。开头两句即赞赏主人公的有胆有识，接着写游侠慷慨从军及勇武善战的形象。后半部分，从“还家”句开始，写游侠立功受赏后归家游猎。这一部分描写了壮士归来的悠闲生活，但写其唯爱游猎，并且“弓矢速如飞”，仍不失其游侠的勇武本色。

　　这首诗是诗人呈军中诸将之作。诗人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英俊潇洒而又豪爽的游侠形象。他勇武过人，终立功疆场，受封归家，志得意满。诗人通过对这一形象的赞颂，为军中诸将树立了一个楷模，激励将士们英勇作战，以期成就一番功业，扬名于世。全诗刻画人物极为成功，无论是战时还是战后，人物都不失其英雄本色，并通过对其行动、外貌、语言、神态的描写，使人物血肉丰满，呼之欲出，真实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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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甫有二子，长子名宗文，次子名宗武，宗武乳名骥子。《遣兴》这首诗怀念的对象是儿子，慈爱之情溢于全篇。

　　这是一首排律（俗称长律），中间四联全是对仗。全诗可分三层，“骥子好男儿，前年学语时。问知人客姓，诵得老时诗。”前两联回忆过去，写骥子两三岁时颖悟过人，就能问知来客的姓名及能背诵杜甫的诗句；杜甫通过回忆前年牙牙学语时娇趣的憨态，极力把儿子宗武可怜可爱、天真无邪的神态表达出来，激起读者的同情，催发读者亲子之情。中间两联“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鹿门携不遂，雁足系难期。”写骥子当前的遭遇，因逢“世乱”，居无定所，又值父亲外出，音信全无，只能仰赖母亲的爱抚，更让诗人后悔不已的是没能携带全家一起逃难，以致如今分隔两地，不知何时才能互通音信；最后两联“天地军麾满，山河战角悲。傥归免相失，见日敢辞迟。”描写上的是一副国破乱世的情景，到处都是举着军旗的军队，号角声声激起诗人心中无限悲凉，于是诗人感叹曰，如果能有举家团圆的机会，必定不敢迟慢，表达了诗人在这种国破家碎的情况下急切盼望和平及和全家团聚的急切心情。

　　这首诗先写过去是有深刻用意的。按作诗的时间来推算，骥子“学语时”当为公元755年，战乱还没有发生，可是谁也没有料想到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安禄山发动安史之乱，战争波及广大地区，使千万个家庭流离失所。诗人先写骥子在先前的颖悟的表现，再写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就更能引起读者的同情。此外，从“怜渠小”“仰母慈”诸语中还能看出诗人因未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深感内疚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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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古称金陵，地处江南，“霏霏”正是状写其多雨而细密如丝的气候特征，芳草弥蔓，绿遍江岸无远不达，一个“齐”字既是形容它又点明季节，这里暗含了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江南三月，暮春草长”的意思。总之 ，“江”、“雨”、“草”三者交衬共融，构筑出一派迷蒙清幽、如烟似雾的境界。六朝即孙吴、东晋、宋、齐、梁、陈，金陵于六朝时称建业、建康，作为它们的都城，一直为宫廷所在地和皇公贵戚的活动中心，歌舞饮宴，竞相奢靡，可谓繁盛至极，但这里也是权力角逐的之地，三百余年间战乱频繁，六个王朝迭番更代，犹如走马灯一般，教人顿生目不暇接之感，直觉兴衰遽变，短暂的豪华亦难以持作凭依。加之江南春雨朦胧、细草凄迷的气氛环境所形成的轻柔婉曼景调，这属于金陵固有节候地域呈现着的自然风貌，它们相互熏染滋润，暗暗逗出一个“梦”字。倘再作深层探究，“六朝”治乱盛亡的往事早已付诸浩浩江流，无从踪迹了，而“江雨”“江草”却是年年如此，当下映入眼帘的，又是烟笼雾罩般的暮春景色，抚今追昔，自然人事对照，怎能不满怀惆怅迷惘，顿觉一切如梦里境像呢？况且韦庄出身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郊）的世家大族 ，远祖韦待价曾为武则天朝宰相，四世祖是著名诗人韦应物，他自己却逢辰不偶，半世落拓，大唐帝国也濒临灭亡，难道就要再蹈“六朝”覆辙吗？正当潜沉到现实忧虑和历史反思的纷纭意绪中，留连踟蹰，忽地耳旁传来数声鸟啼，陡然惹起新的慨叹：鸟儿不解世事无常、治乱代变的严重，只依时序自在啼鸣，却让多情的人何以为堪？“空”字写出了因鸟声触发的感叹。

　　如果说前两句以总体笔墨，描摹金陵的景光风物，而情景中，只凭“梦”字轻轻透露消息；那么，后联则将目光回转到“台城”，正面点明题旨，并选择“柳”为高度凝聚的媒介形象，即景抒情，藉情统驭景，呈现了浓厚的主观指向。就像京城是全国中枢似的，台城也是金陵的中枢，皇宫和台省（中央政府）都在这里，六代倾覆的最后一幕往往于此处结束。然而，堆烟叠雾的杨柳却容颜未改，春来依旧绿遍十里长堤，一如台城豪华鼎盛时，所以说它“无情”。由于韦庄从 “六朝如梦”的感受里联想到严峻的现实危机，悲悼大唐帝国的江河日下，灭亡之势已不可回，面对烟柳的生机勃勃、逢春必发景象，排遣无计中，才托辞他向，归于 “台城柳”的“无情”吧。

　　这首诗的头两句，先用东山表明故人隐居的事实和山居对他的意义，再写山壑之美和故人的喜好。这样交代一句，下面就不再写景了。

　　中间四句刻画故人的形象，还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故人就高卧山林，太阳老高了，还不起床，这是一个疏懒的人的形象。古人所谓的高士就是这样的，他们鄙弃功名利禄，追求闲云野鹤般的人生境界。“松风清襟袖，石潭洗心耳”两句运用古典故事来刻画这个形象的精神风貌，将故人比作古代隐士高人，意境深远；松涛阵阵，伫立在风中的听者心有会意；石潭清清，住在它旁边的观者心耳早已清净。其人格之高洁，尽在不言之中。前两句是画肉，这两句是画骨，这样，诗人笔下的形象不但有形态，而且有精神，于是就具有了人格魅力，具有了诗人仰慕的人格魅力。其实，这也是诗人是在刻画他心目中的理想的形象，追求功成身退，隐居山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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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商隐此诗是一首咏史诗。

　　首先，开头的一句“梦泽悲风动白茅”写出了梦泽的荒凉景象。放眼望去，梦泽此地为一片茫茫的湖泽荒野。旷野上的秋风，吹动梦泽上连天的白茅，发出萧萧悲声。这旷远迷茫、充满悲凉萧杀气氛的景象，本来就很容易引发怀古伤今的情感。加上这一带原是楚国旧地，眼前的茫茫白茅又和历史上楚国向周天子贡包茅的故事有某种意念上的关联，于是为下一句诗做了铺垫。

　　第二句“楚王葬尽满城娇”则道出了诗人所想，诗人由此荒凉的景色回忆起一连串楚国旧事，最熟悉的莫过于楚宫细腰的故事。楚灵王好细腰，先秦两汉典籍中多有记载。但李商隐此诗却把范围却由“宫中”扩展到“满城”，为害的程度也由“多饿死”变成“葬尽”，突出了“好细腰”的楚王这一癖好为祸之惨酷。触景生情，“葬尽满城娇”的想象就和眼前“悲风动白茅”的萧瑟荒凉景象难以分辨了，这悲风阵阵、白茅萧萧的地下，也许正埋葬着当日为细腰而断送青春与生命的女子的累累白骨呢，相互对比下，更引发了诗人强烈的悲凄之感。楚王罪孽深重，成为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作者愤慨之情溢于言表。

　　楚王的罪孽是深重的，是这场千古悲剧的制造者。但诗歌如果只从这一点上立意，诗意便不免显得平常而缺乏新意和深意。作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对这场悲剧有自己独特的深刻感受与理解。三、四两句，就是这种独特感受的集中表现。

　　“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由于楚灵王好细腰，这条审美标准风靡一时，成了满城年轻女子的共同追求目标。她们心甘情愿地竞相节食减膳，以便在楚王面前轻歌曼舞，呈现自己绰约纤柔的风姿，博得楚王的垂青和宠爱。她们似乎丝毫没有想到，这样的细腰曼舞又能持续多久呢。此时细腰竞妍，将来也难保不成为地下的累累白骨。这自愿而又盲目地走向坟墓的悲剧，比起那种纯粹是被迫而清醒地走向死亡的悲剧，即使不一定更深刻，却无疑更能发人深省。因为前一种悲剧如果没有人出来揭示它的本质，它就将长期地以各种方式不受阻碍地持续下去。所以这两句中，“未知”、“虚减”，前呼后应，正是对追逐细腰悲剧的点睛之笔。讽刺入骨，又悲凉彻骨。讽刺之中又寄寓着同情，这种同情包含着一种悲天悯人式的冷峻。

　　纵观全诗，诗人将用笔的重点放到这些被害而又自戕的女子身上，并在她们的悲剧中发掘出同一性质的悲剧的内在的本质。因而这首以历史上的宫廷生活为题材的小诗，在客观上就获得了远远超出这一题材范围的典型性和普遍意义。人们可以从诗人所揭示的现象中可以联想起许多类似的生活现象，并进而从中得到启迪，去思考它们的本质。由此可见，此诗在这类题材的诗之中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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