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题“西河”是水名，在今山西省境内。应是西门豹巧惩“河伯娶妇”的所在地。西门豹是战国初年魏文侯的一位循吏。他做地方的长官时，调查民间疾苦，禁止为河伯娶妇，并征发百姓开渠灌田，兴修水利，是个为百姓谋福利的好官。“名闻天下，泽流后世”。《西河》即以他的这段佳话为题材。诗的头两句叙述了河伯娶妇陋习的内容。当地每年都要把花容月貌的少女投入水中，活活溺死。这就是河伯(即河神)娶人的习俗。诗句语言平实，叙述概括有表现力。“花貌”之青春年少，“溺”之惨不忍睹，“年年”之时间久远，无时可幸免，均道出了“河伯娶妇”的残酷与荒诞。第二句的“传”字含蓄耐寻，说明这种不合情理的事是地方上的官吏勾结祝巫(古代专以降神召鬼为职业的人)为了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而编造出来的。真正祸害人民的不是河伯而是这些贪官、坏人。这个“传”字，下笔虽轻，语气却重，作者的憎恶感情溢于言表。第三句用“明宰投巫”叙述西门豹智斗恶势力。他知道“河伯娶妇”是“从来久远矣”，设法智取，以迷信打击迷信，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装作真信河伯要娶妇，借口新妇不美，要另找一个，接连把三个巫婆投入河中去向河伯禀告，又把三老扔到河里，使掾吏、豪绅“叩头旦破，额血流地，色如死灰”。这样，不用禁令，河伯娶妇的事自然禁绝。“投巫”是颇有戏剧性的一幕，表现了西门豹的机智能干和沉着老练。作者在“宰”前冠以“明”字，充分表现了对西门豹的赞赏和钦佩。

　　这首诗，重在叙述，句句叙述，四句诗蝉联而下，构成了有头有尾的完整故事。再现了历史上一个有意义而有趣的故事。诗中不着议论，议寓叙中，作者不着抒情，情含其中。作者的笔头已由古到今，感情由赞赏到企盼，对现实的针对是不言而喻的，结出了言外之象。作者以史实讽喻现实，用古人以警时人，创作意图是很明确的。这首诗客观地赋咏历史人物，是本色的咏史诗。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参考资料：

　　陈胜者，阳城人也，字涉。吴广者，阳夏人也，字叔。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谪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

　　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将尉醉，广故数言欲亡，忿恚尉，令辱之，以激怒其众。尉果笞广。尉剑挺，广起，夺而杀尉。陈胜佐之，并杀两尉。召令徒属曰：“公等遇雨，皆已失期，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nìng有种乎！”徒属皆曰：“敬受命。”乃诈称公子扶苏﹑项燕，从民欲也。袒右，称大楚。为坛而盟，祭以尉首。陈胜自立为将军，吴广为都尉。攻大泽乡，收而攻蕲qí。蕲下，乃令符离人葛婴将兵徇蕲以东。攻铚、酂、苦、柘、谯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弗胜，守丞死，乃入据陈。数日，号令召三老﹑豪杰与皆来会计事。三老﹑豪杰皆曰：“将军身被坚执锐，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功宜为王。”陈涉乃立为王，号为张楚。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乃以吴叔为假王，监诸将以西击荥阳。令陈人武臣、张耳、陈馀徇赵地，令汝阴人邓宗徇九江郡。当此时，楚兵数千人为聚者，不可胜数。

　　葛婴至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婴后闻陈王已立，因杀襄强，还报。至陈，陈王诛杀葛婴。陈王令魏人周市北徇魏地。吴广围荥阳。李由为三川守，守荥阳，吴叔弗能下。陈王征国之豪杰与计，以上蔡人房君蔡赐为上柱国。

　　周文，陈之贤人也，尝为项燕军视日，事春申君，自言习兵，陈王与之将军印，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至戏，军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郦山徒﹑人奴产子生，悉发以击楚大军，尽败之。周文败，走出关，止次曹阳二三月。章邯追败之，复走次渑池十余日。章邯击，大破之。周文自刭，军遂不战。

　　武臣到邯郸，自立为赵王，陈馀为大将军，张耳、召骚为左右丞相。陈王怒，捕系武臣等家室，欲诛之。柱国曰：“秦未亡而诛赵王将相家属，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陈王乃遣使者贺赵，而徙系武臣等家属宫中，而封耳子张敖为成都君，趣赵兵，亟入关。赵王将相相与谋曰：“王王赵，非楚意也。楚已诛秦，必加兵於赵。计莫如毋西兵，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广也。赵南据大河，北有燕、代，楚虽胜秦，不敢制赵。若楚不胜秦，必重赵。赵乘秦之弊，可以得志于天下。”赵王以为然，因不西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韩广将兵北徇燕地。

　　燕故贵人豪杰谓韩广曰：“楚已立王，赵又已立王。燕虽小，亦万乘之国也，原将军立为燕王。”韩广曰：“广母在赵，不可。”燕人曰：“赵方西忧秦，南忧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彊，不敢害赵王将相之家，赵独安敢害将军之家！”韩广以为然，乃自立为燕王。居数月，赵奉燕王母及家属归之燕。

　　当此之时，诸将之徇地者，不可胜数。周市北徇地至狄，狄人田儋杀狄令，自立为齐王，以齐反击周市。市军散，还至魏地，欲立魏后故宁陵君咎为魏王。时咎在陈王所，不得之魏。魏地已定，欲相与立周市为魏王，周市不肯。使者五反，陈王乃立宁陵君咎为魏王，遣之国。周市卒为相。

　　将军田臧等相与谋曰：“周章军已破矣，秦兵旦暮至，我围荥阳城弗能下，秦军至，必大败。不如少遗兵，足以守荥阳，悉精兵迎秦军。今假王骄，不知兵权，不可与计，非诛之，事恐败。”因相与矫王令以诛吴叔，献其首于陈王。陈王使使赐田臧楚令尹印，使为上将。田臧乃使诸将李归等守荥阳城，自以精兵西迎秦军于敖仓。与战，田臧死，军破。章邯进兵击李归等荥阳下，破之，李归等死。

　　阳城人邓说将兵居郯，章邯别将击破之，邓说军散走陈。铚人伍徐将兵居许，章邯击破之，伍徐军皆散走陈。陈王诛邓说。

　　陈王初立时，陵人秦嘉﹑铚人董譄﹑符离人朱鸡石﹑取虑人郑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将兵围东海守庆于郯。陈王闻，乃使武平君畔为将军，监郯下军。秦嘉不受命，嘉自立为大司马，恶属武平君。告军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听！”因矫以王命杀武平君畔。

　　章邯已破伍徐，击陈，柱国房君死。章邯又进兵击陈西张贺军。陈王出监战，军破，张贺死。

　　腊月，陈王之汝阴，还至下城父，其御庄贾杀以降秦。陈胜葬砀，谥曰隐王。

　　陈王故涓人将军吕臣为仓头军，起新阳，攻陈下之，杀庄贾，复以陈为楚。

　　初，陈王至陈，令铚人宋留将兵定南阳，入武关。留已徇南阳，闻陈王死，南阳复为秦。宋留不能入武关，乃东至新蔡，遇秦军，宋留以军降秦。秦传留至咸阳，车裂留以徇。

　　秦嘉等闻陈王军破出走，乃立景驹为楚王，引兵之方与，欲击秦军定陶下。使公孙庆使齐王，欲与并力俱进。齐王曰：“闻陈王战败，不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请而立王！”公孙庆曰：“齐不请楚而立王，楚何故请齐而立王！且楚首事，当令于天下。”田儋诛杀公孙庆。

　　秦左右校复攻陈，下之。吕将军走，收兵复聚。鄱盗当阳君黥布之兵相收，复击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复以陈为楚。会项梁立怀王孙心为楚王。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楚人谓多为伙，故天下传之，夥涉为王，由陈涉始。客出入愈益发舒，言陈王故情。或说陈王曰：“客愚无知，颛妄言，轻威。”陈王斩之。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陈王以朱房为中正，胡武为司过，主司群臣。诸将徇地，至，令之不是者，系而罪之，以苛察为忠。其所不善者，弗下吏，辄自治之。陈王信用之。诸将以其故不亲附，此其所以败也。

　　陈胜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高祖时为陈涉置守頉三十家砀，至今血食。

　　褚先生曰：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文法为枝叶，岂不然哉！吾闻贾生之称曰：

　　“秦孝公据肴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横，兼韩、魏、燕、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而延敌，九国之师逡巡遁逃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解，争割地以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飘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服，弱国入朝。

　　“施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鍉，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溪以为固。良将劲驽，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 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倔起阡陌之中，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而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肴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不铦于钩戟长铩也；适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索隐述赞】天下匈匈，海内乏主，掎鹿争捷，瞻乌爰处。陈胜首事，厥号张楚。鬼怪是凭，鸿鹄自许。葛婴东下，周文西拒。始亲朱房，又任胡武。伙颐见杀，腹心不与。庄贾何人，反噬城父！

　　《陈涉世家》是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的传记。文中真实、完整地记述了爆发这次农民大起义的原因、经过和结局，表现了陈涉在反对秦王朝暴政斗争的关键时刻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显示他洞察时局的能力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干，从中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智慧、勇敢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文章也比较生动地描写了陈涉和吴广的形象。陈涉出身雇农，胸怀大志，有政治远见，他要求人民从“苦秦”中解放出来；他聪明果断，具有组织群众、制定策略、指挥战争的卓越才干，是农民阶级的杰出领袖。吴广虽然刻画简略，但从他与谋起义、诱杀将尉等事迹中，也表现了非凡的机智勇敢和反抗精神。在他们身上，都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不甘忍受黑暗统治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文章也写到了起义军内部的不和及自相残杀，陈涉称王之后的贪图享受、信用奸邪、脱离群众，表明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作者善于把握历史事件的发展进程，又善于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等多种技巧来塑造人物形象，从而生动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场伟大斗争的图景。

　　《陈涉世家》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

参考资料：

玄宗回马杨妃死，云雨难忘日月新。
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的首两句写玄宗“回马长安”时，杨妃死已多时，意谓“重返”长安是以杨妃的死换来的。尽管山河依旧，然而却难忘怀“云雨”之情。“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表达玄宗欣喜与长恨兼有的复杂心理。后两句以南朝陈后主偕宠妃张丽华、孔贵嫔躲在景阳宫的井中，终为隋兵所虏的事，对比唐玄宗马嵬坡赐杨贵妃自缢的举动，抑扬分明。诗对玄宗有体谅，也有婉讽。玄宗的举动虽胜陈后主，但所胜实在无几。

　　此诗首句的“玄宗回马”，指大乱平定、两京收复之后，成了太上皇的玄宗从蜀中回返长安。其时距“杨妃死”已很久了。两下并提，意谓玄宗能重返长安，正是牺牲杨妃换来的。一存一殁，意味深长。玄宗割舍贵妃固然使局势得到转机，但内心的矛盾痛苦一直贯穿于他的后半生，尽管山河重光（“日月新”），也不能使他忘怀死去的杨妃，这就是所谓“云雨难忘”。“云雨难忘”与“日月新”对举，可喜下长恨相兼，写出了玄宗复杂矛盾的心理。

　　诗的后两句特别耐人玩味。“终是圣明天子事”，有人说这是表彰玄宗在危亡之际识大体，有决断，堪称“圣明”，但从末句“景阳宫井又何人”来看，并非如此。“景阳宫井”用的是陈后主的故事。当隋兵打进金陵，陈后主和他的宠妃张丽华藏在景阳宫井内，一同作了隋兵的俘虏。同是帝妃情事，又同当干戈逼迫之际，可比性极强，取拟精当。玄宗没有落到陈后主这步田地，是值得庆幸的，但要说“圣明”，也仅仅是比陈后主“圣明”一些而已。“圣明天子”扬得很高，却以昏味的陈后主来作陪衬，就颇有几分讽意。只不过话说得微婉，耐人玩味罢了。

　　但就此以为诗人对玄宗毫无同情，也不尽然。唐时人对杨妃之死，颇有深责玄宗无情无义者。郑诗又似为此而发。上联已暗示马嵬赐死，事出不得已，虽时过境迁，玄宗仍未忘怀云雨旧情。所以下联“终是圣明天子事”，“终是”的口吻，似是要人们谅解玄宗当日的处境。

　　此诗对玄宗有所婉讽，亦有所体谅，可谓能“出己意”又“用意隐然”，在咏史诗中不失为佳作。

　　这首诗写在门阀制度下，有才能的人，因为出身寒微而受到压抑，不管有无才能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要位，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不平现象。“郁郁涧底松”四句，以比兴手法表现了当时人间的不平。以“涧底松”比喻出身寒微的士人，以“山上苗”比喻世家大族子弟。仅有一寸粗的山上树苗竟然遮盖了涧底百尺长的大树，从表面看来，写的是自然景象，实际上诗人借此隐喻人间的不平，包含了特定的社会内容。形象鲜明，表现含蓄。中国古典诗歌常以松喻人，在此诗之前，如刘桢的《赠从弟》；在此诗之后，如吴均的《赠王桂阳》，皆以松喻人的高尚品格，其内涵是十分丰富的。

　　“世胄蹑高位”四句，写当时的世家大族子弟占据高官之位，而出身寒微的士人却沉没在低下的官职上。这种现象就好像“涧底松”和“山上苗”一样，是地势使他们如此，由来已久，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至此，诗歌由隐至显，比较明朗。这里，以形象的语言，有力地揭露了门阀制度所造成的不合理现象。从历史上看，门阀制度在东汉末年已经有所发展，至曹魏推行“九品中正制”，对门阀统治起了巩固作用。西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继续实行，门阀统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其弊病也日益明显。段灼说：“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门蓬户之俊，安得不有陆沉者哉！”当时朝廷用人，只据中正品第，结果，上品皆显贵之子弟，寒门贫士仕途堵塞。刘毅的有名的《八损疏》则严厉地谴责中正不公：“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这些言论都反映了当时用人方面的腐败现象。左思此诗从自身的遭遇出发，对时弊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金张藉旧业”四句，紧承“由来非一朝”。内容由一般而至个别、更为具体。金，指金日磾家族。据《汉书·金日磾传》载，汉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七代，金家都有内侍。张，指张汤家族。据《汉书·张汤传》载，自汉宣帝、元帝以来，张家为侍中、中常侍、诸曹散骑、列校尉者凡十余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张氏，亲近宠贵，比于外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冯公，即冯唐。他是汉文帝时人，很有才能，可是年老而只做到中郎署长这样的小官。这里以对比的方法，表现“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具体内容。并且，紧扣《咏史》这一诗题。何焯早就点破，左思《咏史》，实际上是咏怀。诗人只是借历史以抒发自己的怀抱，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抨击而已。

　　这首诗哪里只是“金张藉旧业”四句用对比手法，通首皆用对比，所以表现得十分鲜明生动。加上内容由隐至显，一层比一层具体，具有良好的艺术效果。

参考资料：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
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
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
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
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
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
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
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
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
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
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
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
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
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
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
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
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
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
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
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首词是咏史词，借越国美女西施的故事，抒发历史兴亡之感慨，充满悲凉、凄婉的凭吊气氛。

　　词的上片写西施。“倾国倾城”是用来形容女子的姿色艳美绝伦的词语，始 见于《汉书·外戚传》：李延年知音律、善歌舞，尝在汉武帝前起舞作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此词首句“倾国倾城恨有馀”引出的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灭吴的一段动人的故事，“倾国倾城”四字系指代越国浣纱美女西施，她在吴越之争中，被越王勾践当作祸国工具献于吴王夫差，以惑乱吴国之政；“恨有余”，是说西施之恨无尽无穷。“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两句似乎是对西施之恨是什么的问题作出了解答：在姑苏台上春霄宫中，西施内心凄苦，她多少次在妆成侍宴之前还忍不住泪水暗流，她倚立风前深情远望，凝视着自己那南方白云深处的故乡。“姑苏”，地名，即今之苏州，昔春秋时吴国的故都，此处概指当年吴王夫差在姑苏台上所建的、专供欢饮行乐用的春霄宫；“雪肌肤”在此形容西施肤色之美，晶莹洁白如雪。词的上片通过人物的肖像动作描写，刻画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越王勾践巧使美人计，利用西施达到了灭吴复仇的愿望，但就西施个人的幸福来说，她远离故土，向一个自己并不喜爱的暴君献媚邀宠，却不能不是一出令人同情的千古悲剧。

　　下片转写吴、越。“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三句，是作者就眼前景色抒发感慨。当年吴王所占领的辽阔土地，空自日出日落，早已多次变易主人。越王的雄伟宫殿也已经大都变得壁断垣颓，遍地荒草，一片陈迹。兴衰成败都化作过去，只有那红荷绿菱仍然密密地覆盖着湖面，年复一年地宣告着春去夏来。寥寥三句，写尽了胸中的苍凉和惆怅。

　　此词正如李冰若说：“伯主雄图，美人韵事，世异时移，都成陈迹。三句写尽无限苍凉感喟。此种深厚之笔，非飞卿辈所企及者。”（《栩庄漫记》）

　　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这首诗议论精警，独具只眼。

　　杜牧在他的《题乌江亭》中写到：“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意思是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如果项羽能够再回江东重整旗鼓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卷土重来。而王安石则根据自己的理解，认为项羽的失败已成定局，即便是江东子弟还在，项羽也不可能再带领江东子弟卷土重来，因为他们不一定再肯为战争卖命了。

　　本诗开篇“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楚霸王的转折点在“鸿门宴”，没能杀成刘邦，到“垓下之围”时已经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境地。而细数项羽失败的原因，最大的因素恐怕就是他的刚愎自用了吧。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那时的项羽已经失去人心，天时、地利、人和中，人和是最重要的因素，而项羽已经失去，要挽回大业是十分艰难，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在“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句中王安石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也不会再替他卖命的。杜、王的观点不同是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杜牧着眼于宣扬不怕失败的精神，是借题发挥，是诗人咏史；王安石则审时度势，指出项羽败局已定，势难挽回，反驳了杜牧的论点，是政治家的咏史。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如果说杜牧是为项羽翻案，那么王安石则是为历史本身翻案，人与历史的关系本来就是“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这种史论史评是王安石完成咏史诗从叙事体向抒情体，最终走向议论体的转变，对当时的诗文革新运动起了推动作用。 王安石则属意史论史评，延伸了咏史诗的内容深度，有着独到的政治见解

　　王安石的诗，十分辛辣冷峻，但却抓住了人心向背是胜败的关键这个根本，可以说是一针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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