旄丘

　　此诗脉络清晰，递进有序，《诗经传说汇纂》引朱公迁所谓“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讽之，四章直责之”，将其篇章结构说得清清楚楚。

　　诗一开头，借物起兴，既交代了地点和季节，也写了等待救援时间之长。黎臣迫切渴望救援，常常登上旄丘，翘首等待援兵，但时序变迁，援兵迟迟不至，不免暗自奇怪。不过由于要借卫国救援收复祖国，心存奢望故而尚未产生怨恨之意。

　　第二章紧承上章“何多日兮”而来，用宽笔稍加顿挫，“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通过自问自答的方式，黎臣设身处地地去考虑卫国出兵缓慢的原因：或者是等待盟军一同前往，或者是有其他缘故，暂时不能发兵；用赋法代为解说，曲尽人情。

　　第三章“狐裘蒙戎”一句紧扣上两章，说明自己客居已久而“匪车不东”。黎臣已经有所觉悟，“我有亡国之状，而彼无悯恤之意，我有恢复之念，而彼无拯救之心”（《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语），知道卫国无意救援，并非是在等盟军，或者有其他缘故。因幻想破灭，救援无望，故稍加讽谕。

　　第四章用赋法着意对比，黎臣丧亡流离，衣衫破弊，寄居他国，凄凉萧索，而卫国群臣非但毫无同情心，而且袖手旁观，趾高气扬。诗人有些出离愤怒了，他批评卫国群臣装聋作哑，见死不救。诗人通过双方服饰、神情、心态的比较，黎臣彻底痛悟，不禁深感心寒，于是便直斥卫国君臣。

　　此诗作者虽然寄人篱下，但诗意从委婉地询问的口气到直指卫国统治者不同心同德的嘴脸，写得很有骨气。

参考资料：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云烟万里，佳话千载。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了。“伯牙绝弦”是交结朋友的千古楷模，他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的标准。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关于这首诗作者身份的推测，前人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大夫所作。《诗序》以为“（襄公）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其二，周遗民所作。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必周之耆旧，初见秦君抚有西土，皆膺天子命以治其民，而无如何，于是作此。”其最有力的推断即是“其君也哉”一句。严粲《诗缉》云：“‘其’者，将然之辞。‘哉’者，疑而未定之意。”此句意为：“这个人将成为我们的君主吗？”方玉润说：“秦臣颂君，何至作疑而未定之辞，曰‘其君也哉’，此必不然之事也。”理由较充足，可信为周遗民之作。现代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终南山的姑娘，对进山的青年表示爱慕之心而作，亦别开生面，可备参考。　又关于此诗究竟是“美”还是“戒”，前人亦意见不一。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而《诗序》的总体评价是：“《终南》，戒襄公也。”方玉润则以为此诗“美中寓戒，非专颂祷”。从诗的实际情况来看，方氏所见较为平允。

　　诗的“美”，最主要是赞颂秦公的容颜、服饰和仪态。两章诗都对“君子”的来到表示出敬仰和赞叹的态度。那君子的脸红润丰泽，大有福相。那诸侯的礼服，内里狐白裘，外罩织锦衣，还有青白相间斧形上装和五次斑斓的下裳，无不显得精美华贵，熠熠生辉。诗中对秦公的衣着有着一种新鲜感，不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秦公也像是在炫耀华服似的，在在证明这确是秦襄公被始封为诸侯而穿上显服的情景。《史记·秦本纪》：“（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其子文公，遂收周遗民有之。”诗大约就作于那时期。除了服装外，诗还写到了饰物的佩声锵锵，那身上琳琅的美玉挂件叮当作响，音韵悦耳。这就见出诗所描摹的形象是动态的，行进中的，仿佛让人感觉到秦公步履雍容来到终南山祭祀行礼。诗通过视觉、听觉形象的勾勒，至少在外观上透出富贵气派和令人敬仰感。

　　至于作者所代表的周遗民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似乎不像外在敬意那样简单，两章末尾各有一句耐人寻味的结语。第一句是“其君也哉”，从那惊疑不定的揣测口吻中，显出忐忑不安忧喜参半的复杂心情。新君降临一方，旧地遗民自有前途未卜的紧张心理，这很真实自然。第二句是“寿考不忘”，意谓：秦君哪，你富贵寿考，但最终不要忘记这里曾是周王的土地和百姓呵！将祝福、叮咛、告诫、期望种种难以直言的心境委婉托出。辨味这两句，诗确实是意存劝戒，希望秦君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至于为什么那么含蓄婉曲，汪中《述学·释三九》说：“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不径而致也，是以有曲焉。”倒是较为圆通的。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不便直说。

　　最后看看两章诗的起兴有何意味。首先，周民搬出引以为豪的周地名山起兴，显示了王都之民的身分和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也可使初来乍到的秦公不至小觑他们。就此意义而言，或有借当地名胜以壮胆撑门面的虚荣心理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终南山又名中南山，巍峨险峻，为万众仰慕。《尚书·禹贡》：“终南悖物。”《左传·昭公四年》：“荆山、中南，九州之险。”皆指此山。终南山有丰富的物产，尤以根深叶茂的林木为代表。还有宽衍险奥气象万千的山势。这些表面物象，明眼人都不难看清。那么作者何以要如数家珍不惜饶舌呢？一层意思是以隆崇的终南山，暗寓对秦公尊严身分的褒扬，有以伟物兴伟人的奉承之意。另一层意思是让秦公好好思忖一下：你真的能像终南山一样的受人尊崇吗？你只有修德爱民，不负众望，才能与名山的地位相媲美。正如后世曹操《短歌行》诗所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寓戒于颂一石两鸟的用意非常含蓄巧妙。

　　而另一解，诗只是对主君的赞扬。纵观秦风各部与其他各师不同不是大多言色，如果按本诗前文到最后的意思承接来看只是对秦君的赞扬，参照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可以解释为第二种。

参考资料：

间关车之舝兮，思娈季女逝兮。匪饥匪渴，德音来括。虽无好友？式燕且喜。
依彼平林，有集维鷮。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式燕且誉，好尔无射。
虽无旨酒？式饮庶几。虽无嘉肴？式食庶几。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
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鲜我觏尔，我心写兮。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辔如琴。觏尔新婚，以慰我心。

　　这首诗的主题，影响较大者有二说。《毛诗序》云：“《车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邹肇敏驳之云：“思得娈女以间其宠，则是张仪倾郑袖，陈平绐阏氏之计耳。以嬖易嬖，其何能淑？且赋《白华》者安在？岂真以不贤见黜？诗不讽王复故后，而讽以别选新昏，无论艳妻骄扇，宠不再移，其为倍义而伤教，亦已甚矣。”（姚际恒《诗经通义》引）邹氏的批评可谓激切有力。但自《楚茨》到此篇共十篇，《诗序》皆以为刺幽王，恐怕也是有所本的。《诗序》之意，不过以为此篇亦《关雎》歌后妃之德之类，为借古讽今之作。邹氏抓住“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一句大作文章，也非通达之论。朱熹《诗集传》则说：“此宴乐新昏之诗。”方玉润《诗经原始》以道学家之眼光，驳朱熹之说曰：“夫乐新昏，则德音燕誉无非贤淑，而高山景行，亦属闺门。试思女子无仪是式，而何德音之可誉？闺门以贞静是修，更何仰止之堪思？”方氏以当时的价值观规范数千年前人们的思想感情，故扞格难入。诚哉，知人论世之难也。然则朱熹之说，确为不刊之论，所以今人多从之。

　　全诗五章，皆以男子的口吻写娶妻途中的喜乐及对佳偶的思慕之情。首章写娶妻启程。诗从娶亲的车声中开始。随着“间关”的车声，朝思暮想的少女就出嫁了。这其中流露出诗人积蓄已久的欣喜若狂之情。然而诗人又天真地声明：“匪饥匪渴，德音来括。”高兴的原因绝非因为性爱的饥渴即将满足，而是对女子美德的崇慕，真可谓好德胜于好色了。这当然是恋人“此地无银三百两”而已，所以下文又禁不住一往情深地说：“虽无好友，式燕且喜。”次章写婚车越过平林。由林莽中成双成对的野鸡，想到了车中的“硕女”，再加上她美好的教养和品德，更使诗人情怀激荡，信誓旦旦：“式燕且誉，好尔无射”，我爱你终生不渝！第三章继续是男子对女子情真意切的倾诉：我家虽没有美酒佳肴，我也没有崇高的品德，但却有一颗与你相亲相爱的心。这些朴实无华的语言，冲口而出，感人至深。第四章写婚车进入高山。这里有茂盛的柞树。“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叶湑兮。”“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这是当时的谚语，所以诗人由“析薪”想到了娶妻。而柔嫩鲜艳的绿叶，是美丽可爱新妇的最好比喻；由《七月》“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一句，可以确信“其叶湑兮”是写新妇的光彩照人的。这里诗人融咏物与比兴为一体，巧妙地表现了对新妇的喜爱。最后两句更是直抒情怀：“鲜我觏尔，我心写兮。”意思是说：今天和你结为伴侣，我心里真是舒服极了。尾章写婚车越过高山，进入大路。诗人仰望高山，远眺大路，面对佳偶，情满胸怀，诗句自肺腑流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这是叙事、写景，但更多的则是比喻。新妇那美丽的形体和坚贞的德行，正像高山大路一样令人敬仰和向往。诗句意蕴丰厚，气宇轩昂，因而成为表达一种仰慕之情的最好意象，遂成千古名句。接下两句“四牡騑騑，六辔如琴“，不仅与首章“间关”二句相呼应，形成回环之势，而且那如琴弦的六辔更是包含着诗人对婚后美好和谐生活的丰富想像。最后两句，又直抒胸臆，情结全篇。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主要特色，首先是结构上的跌宕。方玉润说：“前后两章实赋，一往迎，一归来。二、四两章皆写思慕之怀，却用兴体。中间忽易流利之笔，三层反跌作势，全诗章法皆灵。”（同上）其次是抒情手法的多样，或直诉情怀，一泻方快；或以景写情，亦景亦情；或比兴烘托，意境全出。总之，它是《雅》诗中优秀的抒情诗篇。

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昔然矣。
墓门有梅，有鸮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之。讯予不顾，颠倒思予。

　　由于《毛诗序》中有“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数语，郑笺孔疏曲为之说，遂生出了歧义。诗中的“夫”，即彼，犹言那个人，就是指陈佗，但毛传却释为：“夫，傅相也。”郑笺则云：“陈佗之师傅不善，群臣皆知之，”“国人皆知其（按指师傅）有罪恶而不诛退，终致祸难。”孔疏进一步发挥道：“陈佗亡身不明，由希（稀）睹良师之教，故有此恶……故又戒之云：‘汝之师傅不善，国内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退去之乎？’欲其退恶傅就良师也。”经过这样的曲解，这首诗的矛头所向就从陈佗转到了他的师傅身上。孔疏一方面称陈佗之恶“由其师傅不良，故至于此”，一方面又称“故作此诗以刺佗”，明显地不能自圆其说。郑笺云：“不义者谓弑君而自立。”孔疏谓：“不义之大，莫大于弑君也。……陈佗弑君自立之事也。……陈佗所杀大子免，而谓之弑君者，以免为大子，其父卒，免当代父为君，陈佗杀之而取国，故以弑君言之。”既肯定陈佗为窃国弑君之元凶，罪莫大焉，而又归咎于师傅之不良，期望陈佗诛退恶师，悬崖勒马。这种荒谬的伦理逻辑只能暴露出笺疏作者为统治者开脱罪责的意图，统治者即使有弑逆之行，也要让别人为之承担罪责，这或许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使然。胡承珙《毛诗后笺》指出：“若在桓公卒后，则佗已身为大逆，而尚鳃鳃然追咎于其傅之不良，纵罪魁而诛党恶，无此断狱之法。”

　　在宋代兴起的独立解经的疑古风气中，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传疏的曲解之处。苏辙在其《诗集传》中即已指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智不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夫，指陈佗也。佗之不良，国人莫不知之；知之而不去，昔者谁为此乎？”姚际恒称苏氏“可谓善说此诗矣”（《诗经通论》），吴闿生《诗意会通》也指出《毛诗序》“无良师傅云者”，“与诗‘夫也不良’句初不相蒙，而拘者遂以‘夫’为斥傅相，此陋儒之妄解”，“诗既刺佗，‘夫也不良’自指佗言，岂有以斥师傅之理？子由正之，是矣”。在说诗者中也有不泥定此诗为刺陈佗者，如朱熹《诗集传》即称：“所谓‘不良’之人，亦不知其何所指也。”崔述《读风偶识》也认为“以《墓门》为刺陈佗则绝不类”，“此必别有所刺之人，既失其传，而序遂强以佗当之耳”。

　　作为一首政治讽刺诗，此诗仅两章十二句，短小精悍，四字齐言的诗句斩截顿挫，传达出指斥告戒的口吻。两章的开头以动植物起兴，其象征意义耐人寻味，表现出诗人对恶势力的鄙夷、痛斥，但国家依然坏人当道，多行不义，故每章的四、五两句以“顶针”手法将诗意推进一层，转为感叹，忧国之意可感。此诗可谓在率直指斥中不乏含蓄深沉。

参考资料：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维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岂无他人？维子之好。

　　此诗两章，脉络极清楚，每章的前二句极写卿大夫的服饰之威和对故旧的侮慢之态；后二句则通过自问自答，表现了原为友人的那位先生的怨愤不平的情绪，而诗句的语气显得“怨而不怒”，很能体现“温柔敦厚”的诗教。

　　此诗一开头，描述了卿大夫的服饰，可见，这位卿大夫是一位政治新秀，刚刚步入了从政的圈子。但他很不低调，以为自己了不起了，一种强烈的优越感立马就显出来了：“自我人居居。”活画出衣服傲慢无礼的神情。但他的故旧老友，虽然没有他的官阶高，但一点也不气馁，显示出很强的个性。

　　从结构上来看，此诗显得十分简单，艺术上也没有太多的特色，比较明显的也就是反复吟咏、反复唱叹、回环往复的手法。这种手法实际上在《诗经》中已相当普遍，有着民歌民谣的风味，从这也正说明了《诗经》与民歌之间的密切关系。

　　此外，该诗中所用的设问和作答的形式，在《诗经》中也时而可见。这种修辞方法作为讽刺或表现一种强烈的情绪是很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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