沁园春 晁共道侍郎生日

　　这首词创作于作者的晚年，是一首抒情词，主要写她病后的生活情状，委婉动人。词中所述多为寻常之事、自然之情，淡淡推出，却起扣人心弦之效。 　

　　“病起”，说明曾经长期卧床不起，此刻已能下床活动了。“萧萧”是头发花白稀疏的样子。词中系相对病前而言，因为大病，头发白了许多，而且掉了不少。至此，作者即刻打住，下句另起一意。这个处理极妙，意思似乎是说，头发已经那样，何必再去管它，还是料理今后罢。这不仅表现了作者的乐观态度，行文也更简洁。 　

　　下面接写了看月与煎药。因为还没有全好，又夜里，作者做不了什么事，只好休息，卧着看月。“卧看”，是因为大病初起，身子乏力，同时也说明作者心情闲散，漫不经心，两字极为传神。“上”字说明此乃初升之月，则此残月当为下弦月，此时入夜还浅。病中的人当然不能睡得太晚，写得极为逼真。上句写的是衰象，此句却是乐事，表明作者确实不太以发白为念了。“豆蔻”为植物名，种子有香气，可入药，性辛温，能去寒湿。“熟水”是宋人常用饮料。分茶是宋人以沸水冲茶而饮的一种方法，颇为讲究。“莫分茶”即不饮茶，茶性凉，与豆蔻性正相反，故忌之。以豆蔻熟水为饮，即含有以药代茶之意。这又与首句呼应。人儿斜卧，缺月初上，室中飘散缕缕清香，一派闲静气氛。　

　　下片写白日消闲情事。观书、散诗、赏景，确实是大病初起的人消磨时光的最好办法。“闲处好”一是说这样看书只能闲暇无事才能如此；一是说闲时也只能看点闲书，看时也很随便，消遣而已。对一个成天闲散家的人说来，偶然下一次雨，那雨中的景致，却也较平时别有一种情趣。俞平伯说这两句“写病后光景恰好。说月又说雨，总非一日的事情。”（《唐宋词选释》）所见极是。末句将木犀拟人化，结得隽永有致。“木犀”即桂花，点出时间。本来是自己终日看花，却说花终日“向人”，把木犀写得非常多情，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木犀的喜爱，见出她终日都把它观赏。“酝藉”，写桂花温雅清淡的风度。“酝藉”一词，常用来形容学问渊深、胸怀宽博、待人宽厚的人中表率，如《归唐书·权德舆传》称他“风流酝藉，为缙绅羽仪”。木犀花小淡黄，芬芳徐吐，不像牡丹夭桃那样只以浓艳媚人，用“酝藉”形容，亦极得神。“酝藉”又可指含蓄香气而言。

　　此词格调轻快，心境怡然自得，与同时其他作品很不相同。通篇全用白描，语言朴素自然，情味深长。

参考资料：

只知逐胜忽忘寒，小立春风夕照间。
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光里涌银山。

群山雪不到新晴，多作泥融少作冰。
最爱东山晴后雪，却愁宜看不宜登。

　　这组诗的题目直接言明“最爱”，表达情感取向。第一首诗描写了东山雪后阳光朗照的美丽景象。这首诗作于早春，天气乍暖还寒时候。东风轻拂，万物开始复苏，四山开始挣脱冬日的枯黄，泛出片片青绿。诗人整日都在追逐那一片片青绿，早已忘记了早春还有丝丝寒意。在春风夕照间停留，环顾群山，原来此刻最美的是东山上那一片雪。

　　第一句“只知逐胜忽忘寒”，写自己因为只顾着追逐寻觅胜景而忘记了寒冷，第二句“小立春风夕照间”写偶尔在春风中站立，在夕阳中放眼赏看美景。这两句写诗人不惧寒冷，寻觅美景，立于风中，在夕阳中欣赏美景的形象，把一个因爱美景而不顾寒冷的“痴人”形象展现出来。

　　第三句“最爱东山晴后雪”直言自己最喜爱东山天晴之后的雪景，而第四句“软红光里涌银山”则为全诗最妙的景语。其中“软”字写出白雪映照下的夕阳红光，是那么的柔和细微，赋予夕阳光芒以形象的触觉，写出了夕阳的无限美好。另一个“涌”字则把白雪覆盖的群山在夕阳之下闪耀光芒，在视觉上产生向自己涌动而来的动态感描绘出来，有化静为动的奇功。

　　第二首诗描写了阳光照耀下东山积雪消融的景象。随着时间推移，东山上的雪渐渐消融，多是变成了湿润的泥土而少许成冰，而这时还没到新晴之时。这就是前两句所写，不仅很好承接上一首点出雪后消融的景象，而且为下面“宜看不宜登”讲明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句，这句“最爱东山晴后雪”在前首同样的位置就出现了，而再写一次就进一步表现了对东山之雪的喜爱，这样的情感是非常有力的。但略不同于前首，这句话的是带有些许愁意的。第四句直接点出了愁，作者所愁的是“宜看不宜登”，可以远观而不可登攀近赏，对于作者来说却是十分失望的，而且其中又隐含着对白雪消融掉的可惜。

参考资料：

　　词以写景导入。“江水苍苍”三句是愁人眼中的秋色。江水浩渺而苍茫，秋天江潮常是最为壮观的，但在流放异乡的词人看来，江水仿佛离人之泪，纵使秋江都是泪，也流不尽许多愁。“倦柳愁荷”更是情景交融。秋霜以后，柳叶行将败落，已不是春夏时节的青翠欲滴，荷叶几个月来辛勤扶持着娇艳的荷花，这时花落叶老，往日的郁郁葱葱已不复存在，以至只留下听秋雨的“残荷”（别本“愁”即作“残”）。而这江、这柳、这荷，都感受到秋天的袭来。“废阁”、“古帘”与下文“清灯冷屋”都是写词人居所的。阁已“废”，却还住人；帘已“古”，却还挂着，可见词人生活的清贫。“雁程最嫌风力”句，“雁程”，指雁之行程。“嫌”，即怕。雁飞最怕风大，逆风飞翔，吃力而难停歇，自然也就不能捎来故园信息。史达祖原籍是北宋故都汴梁，但他生于高宗绍兴末年，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南宋都城临安度过的，其亲友也大都在那里。这里的“故园”，应指其西湖边葛岭一带的家园。“爱渠入眼南山碧”一句是忆旧。“渠”，即它。

　　“南山”在临安是实有的，大旗山北有一座高四十余丈的山即名南山，山上有杜牧墓。西湖周围尚有南屏山、南高峰，皆可谓之“南山”，但这里当是泛指居所南面的群山。词人身处贬所，故格外留恋过去临安的家居生活。一“爱”字，一“碧”字，与上文贬所景象之感情色彩成了鲜明对照。“念上国”一句，明白道出所念乃是京都。词人尽管身遭不幸，而忠君爱国之心并未改变。“谁是脍鲈江汉未归客”一句，乃反躬自问，这江汉未归之客实指词人自己。“江汉”指长江、汉水间的地域。如杜甫在江陵（今属湖北）作诗自称“江汉思归客”，即指旅居在江、汉之间。此词的“江汉未归客”字面亦当本于杜诗。“脍鲈”用晋人张翰的典故。张翰任齐王冏之东曹椽，因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辞官，命驾归。

　　作者以张翰自诩，但却不能如张翰之全身远祸。宋代官员得罪流放远州，轻者送某州居住，稍重曰安置，又重曰编管，皆指定居住地，受地方官约束，不得自由行动。况且他是鲸面流放，身不由己，有家难归，并非留恋爵禄。词写至此，词情更为抑郁，便由伤秋怀乡转而感伤不幸身世。

　　过片句以“还又”二字作过渡，更进一层。苍苍江水，倦柳愁荷，已使江汉未归之客黯然神伤，又值“岁晚”，况是“瘦骨临风，夜闻秋声”，故倍增孤寂之感。“岁晚”，犹岁暮。俗话说：“年怕中秋月怕半”，中秋以后，一年过去大半，仿佛日之黄昏，无怪乎杜甫《秋兴》诗中“一卧沧江惊岁晚”即谓深秋为“岁晚”。“瘦骨”二字道出词人贬中体貌枯槁，精神憔悴。

　　“夜闻”二句写客中的所闻所感。秋时西风作，草木凋零，多肃杀之声，而称“秋声”。庾信《周谯国公夫人步陆孤氏暮志铭》谓“树树秋声，山山寒色”。秋声乃西风吹动树木所发。“岑寂”，为冷清、寂寞之意。词人孤身羁旅，对萧瑟之秋风，萌发寂寥之情。

　　此情既是触景而生，也是贬谪中的爱国志士无往而不在的身世之感的真实流露。词人一心报效祖国，他曾“每为神州未复”（《龙吟曲》）而忧心忡忡，也曾幻想“趁建瓴一举，并收鳌极”（《满江红》），更希望有一天能“办一襟风月看升平，吟春色”（《满江红》）。但他寄予厚望的开禧北伐失败了，主战者的头颅成了向敌人讨好的贡品，当时的形势诚如王夫之《宋论》指出的：“侂胄诛，兵已罢，宋日以坐敝而讫于亡。”国事一日不如一日，有着报国之心的词人不能无动于衷。但眼前的现实却如此冷酷：“露蛩悲、清灯冷屋，翻书愁上鬓毛白。”蛩即蟋蟀，秋露降下，蟋蟀悲鸣，仅有冷屋中的一盏孤灯与词人相伴，只能以“翻书”来打发这漫漫长夜。屋是冷的，阁是破的，词人的心也是碎的。他忧国伤时，故愁得鬓发都白了。曾几何时，公元1201年（嘉泰元年）张镃为他的词集作序时还称他“郁然而秀整”，且“须发未白”，时间过去不多几年，他竟然已“瘦骨临风”、“鬓毛白”。其实他这时还不到五十岁，却已早衰。他早年也曾到过江汉一带，当时正值青春年少，与好友们相约嬉游的情景还历历在目，犹如昨日。可是此时贬谪故地，却是万般无奈，惊魂不定。史弥远政变的刀光剑影仿佛还在词人眼前晃动。继韩侂胄遇害后，丞相陈自强也被贬死雷州，北伐主帅苏师旦被处斩于韶州。史弥远虽对外只会腆颜事敌，但对政敌的迫害却从不手软。这时，史达祖在贬所会不会受到新的迫害只有天才知晓，但这种威胁是无时不在的。他既无辛弃疾那样的雄才大略，性格上也缺少稼轩的英雄气概，在这首词中也不难看出。

　　“苒苒”二字乃柔弱之意，“苒苒魂惊”，正透出他性格上软弱的一面。故当其客中送客之际，只能一洒志士之泪，却无一壮语赠别，连牢骚也不敢发。后结二句，为送别寄远之辞。“南浦”指南面的水边。《离骚》有“送美人兮南浦”之句，又江淹《别赋》云：“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里借“南浦”而点出送别之意。“烟驿”，指词人之居所，与前文之“废阁”、“冷屋”同义。“剪梅”乃寄远常用之典。据《荆州记》载，“陆凯、范晔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诣长安与晔，并赠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因无所有而折梅寄远已属可叹，何况词人身处贬所，寄远之际更多一番不足为外人道的苦情。词即在这哀怨之中结束了，更显得一往情深。

　　从这首词的艺术表现手法看，也是颇具特色的。词人身遭不幸，家国之恨、身世之感郁积于胸，不可不言而又不可明言，故形成了一种沉郁苍凉的风格和回环往复、虚实相间的抒情结构。词人深沉哀怨之情是历历可感的。“雁程最嫌风力”、“无奈苒苒魂惊”等语，都写得沉郁深挚，颇为感人。梅溪词受清真影响，在章法结构上常常通过种种回忆、想象、联想等手法，前后左右，回环吞吐地描摹出他所要表达的东西，看到的和想到的融于一篇。这一特点，在他被贬流放后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首词正是如此。词中之江水、柳、荷、废阁、古帘、清灯冷屋，都是实景，而“受渠入眼南山碧”，“年少俊游浑断得”则是回忆与想象，全词以伤秋怀归贯穿全篇，虚虚实实，欲言又止，摇曳生姿，朦胧而不晦涩，这就比直抒胸臆更感人肺腑、耐人寻味。

　　含蓄蕴藉是沉郁风格的又一表现。结尾数句，既点明是送别友人，又将未了之情引起读者遐想，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显得含意隽永，余音不绝。清人对此词非常推崇，推它为《梅溪词》的杰作，显然是有见地的。

参考资料：

　　这首诗是作者病愈后登快哉亭有感之作。首联以鸣蝉起兴，点明乡愁的主旨。以蝉之“得意”反衬自己的失意。颔联写诗人梦后倚楼。颈联是这首诗的精华，富有情韵，从忆想回到现实，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尾联即景抒情，写作者自己辜负了故乡亲友赏菊之约虽然令人伤怀，让秋风吹白了霜鬓，满是“白发生头未得归”的惆怅。

　　诗一开首以雨后蝉鸣起兴。秋高气爽，雨过天晴，再加病愈登亭，十分畅快。连枝上的蝉也仿佛有所领略而在欢快地鸣叫。“得意”二字，既写出了蝉鸣的神态，又微露了诗人的歆羡之情：蝉之踌躇满志，正是因为它既得时、又得地。言下已隐含人不如蝉的况味。

　　二句由“听”转向“见”：秋雨新洗，值此黄昏之际，行人渐少，尘土不扬，那通往故乡的道路显得分外清晰。这一句在眺望中透露出诗人的心事：怀乡情重，思归心切，不曾有一日忘怀。平日里世事纷扰，或可抑制一时，一旦除去世务的羁绊，那潜在的意念又会立即浮现。当此病后偷闲、偶尔登临送目之际，思归之念便又油然而起。

　　三四两句极写归思之深、之切。病后的频频把盏，不是为消渴解馋，实因乡愁太深、太重，挥之不去，斥之又来，不得不借助酒力排遣。这里字面上只写了病后，却透露出病前和病中的消息。病前早已借酒浇愁，病中被迫停饮；仿佛欠了的债要加倍偿还，故病后愈是贪杯，愈可见病中难以消停的情状。杜甫《登高》诗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也是写以多病之身，深以停杯戒酒为恨。贺铸当时患有肺病，又滞留他乡，遭遇和杜甫相似。可见使诗人最受煎熬的是怀乡病，所饮之酒，实在是满含辛酸强咽下的苦酒。百病之中，唯心病难治。清醒时固然为其所苦，即在睡梦中也不曾解脱。这里字面上只写了梦后，实则暗示出曾有无数次的思乡梦。梦中可以千里回乡，则梦醒后愈是归思难忍，正如汉乐府《悲歌》所说：“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这天长日久郁积的乡愁，这梦中犹且萦绕的归思，俱化为一含情凝睇之人，呼之欲出。至此，诗人的登临之意，已神气毕现了。

　　下两句又从忆想回到现实。鸦投古刹，是黄昏时万物栖息的典型景象；而落日斜晖，又隐隐约约透露出诗人“时不我与”的迟暮之感。晚唐的温庭筠即多以夕照飞鸦写此情调，如“鸦背夕阳多”（《春日野行》），如“出寺马嘶秋色里，向陵鸦乱夕阳中”（《开圣寺》）等。贺铸或有所取法。天色向暮，自然界的飞禽均有所托，而人的归宿却不知在何处。暮霭之中，唯见远去的道路渐渐隐没在一片凄迷的草色之中。

　　第六句系从白居易的诗句“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中化出，二者相同之处在于，都用行道上“更行更远还生”的草色喻示思念之殷切；不同之处则是白居易着眼于枯而复荣的春草，借喻别情之“满”、之盛；贺铸这里写的却是荣而复枯的秋草，其中暗寓失意之恨。诗人于怀乡思乡之中，又寄托了自己落拓不遇的身世之感，遂使全诗的思致更见深入、意蕴更见丰厚。

　　一年一度的秋风，最能动人归兴，诗人此时滞留他乡，无计归去。眼见得梦想成空，徒然催人早生华发而已。“秋风发上生”几字，用语生新奇警，不落陈腐。唐代李贺诗说：“秋野明，秋风白。”秋风和白色始相钩连，至苏轼又用“霜风”形容须发皆白，如“白头萧散满霜风”、“白须萧散满霜风”等。贺铸点化成句，自铸新词。这里不仅意指鬓发的斑白，而且秋风萧萧，又给人以冷的感觉。因此这一新奇的用语，也便暗示着作者凄冷的情怀。贺铸多病早衰，又因喜谈世事，每忤权贵，屡受排抑，悒郁难平。他在徐州任上曾多次吐露了这种幽冷不平的情怀，如“我已困摧辱，壮心如湿灰”（《寄杜仲观》）、“三年官局冷如水，炙手权门我未能”（《留别张白雪谋父》），这些都可作为这首诗的注脚。

　　这首诗在章法结构上颇具匠心。诗中写景和抒情的内容参差穿插，跌宕回旋，用笔极为灵动。如首三句用写景起兴之后，颔联忽然宕开去作一追叙，紧接着又用“梦后倚楼”一笔挽回。颈联再次写景，因为前几句已提供了一定的心理背景，故这里的景都具有了以物象作比喻的性质。末两句直抒胸臆，立一篇之警策。全诗以得意的蝉鸣兴起，又以作者落寞感伤的情怀作结，在鲜明的比照中突出了诗人既不得其时，又不得其所的深沉感概。《四库总目提要》称贺铸诗“工致修洁，时有逸气”，由此可见一斑。

参考资料：

　　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其患不见于今，而将见于他日。今不为之计，其后将有所不可救者。

　　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虽平，不敢忘战。秋冬之隙，致民田猎以讲武，教之以进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习于钟鼓旌旗之间而不乱，使其心志安于斩刈杀伐之际而不慑。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及至后世，用迂儒之议，以去兵为王者之盛节，天下既定，则卷甲而藏之。数十年之后，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岂不大治？惟其民安于太平之乐，豢于游戏酒食之间，其刚心勇气，销耗钝眊，痿蹶而不复振。是以区区之禄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兽奔鸟窜，乞为囚虏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固以微矣。

　　盖尝试论之：天下之势，譬如一身。王公贵人所以养其身者，岂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于多疾。至于农夫小民，终岁勤苦，而未尝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风雨、霜露、寒暑之变，此疾之所由生也。农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穷冬暴露，其筋骸之所冲犯，肌肤之所浸渍，轻霜露而狎风雨，是故寒暑不能为之毒。今王公贵人，处于重屋之下，出则乘舆，风则袭裘，雨则御盖。凡所以虑患之具，莫不备至。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小不如意，则寒暑入之矣。是以善养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劳；步趋动作，使其四体狃于寒暑之变；然后可以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夫民亦然。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不出于闺门。论战斗之事，则缩颈而股栗；闻盗贼之名，则掩耳而不愿听。而士大夫亦未尝言兵，以为生事扰民，渐不可长。此不亦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欤？

　　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愚者见四方之无事，则以为变故无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国家所以奉西北之虏者，岁以百万计。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战者，必然之势也。不先于我，则先于彼；不出于西，则出于北。所不可知者，有迟速远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于用兵，而用之不以渐，使民于安乐无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则其为患必有不测。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此臣所谓大患也。

　　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盗者，授以击刺之术。每岁终则聚于郡府，如古都试之法，有胜负，有赏罚。而行之既久，则又以军法从事。然议者必以为无故而动民，又挠以军法，则民将不安，而臣以为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则其一旦将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夫无故而动民，虽有小怨，然熟与夫一旦之危哉？

　　今天下屯聚之兵，骄豪而多怨，陵压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为天下之知战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习于兵，彼知有所敌，则固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利害之际，岂不亦甚明欤？

　　这篇政论文，首先提出国家管理中不能“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思想；接着叙述先王知军备的重要与好处，但是后来的帝王听从迂腐儒生的建议，废除军备，出现了潜在的危险，曾导致唐朝的安史之乱；然后以百姓和王公贵人为例，对比论述应当居安思危，要教民习武，有备无患，批驳了反对军备的谬论；最后指出国家要崇尚武勇，讲习兵法，操练武艺，以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同时要打击骄兵悍将，使社会得到安定。文章主要论述了国家不能苟安不知危，而应教民习武，以备战、防敌人入侵的思想，文笔自然流畅，于平常起波澜，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论文先以设问句“夫当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引出中心论点：“在于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然后紧紧围绕中心论点，分五层意思，逐层展开论证。

　　一层先展开古今对比。

　　古代先王重视军备，利用农闲季节训练人民，提高了人民的军事素质和战斗力，“是以虽有盗贼之变，而民不至于惊溃”。可是北宋朝廷，用迂儒之议，不搞军备，终于造成严重后果：“甲兵顿弊，而人民日以安于佚乐；卒有盗贼之警，则相与恐惧讹言，不战而走。”接着，又举唐代安史叛乱的例子，说明小小一个安禄山之所以搞得天下大乱，唐室衰微，就是由于人民安于太平之乐而不修武备的结果。这是借唐讽宋，用意十分明显。

　　二层对当时天下形势的分析，用保养身体的例子来比况。

　　先将王公贵人和农夫小民来对比。王公贵人，养尊处优，反而经常生病；农夫小民，勤劳辛苦，身体经受锻炼，反不生病。再将不善养身的王公贵人和善于养身者对比。王公贵人由于“畏之太甚而养之太过”，所以稍不如意就会生病。善于养身者由于能注意劳逸结合，重视运动，所以能“刚健强力，涉险而不伤。”比喻讲完，文章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北宋由于承平日久，因而人民“骄惰脆弱，如妇人孺子”，一讲到打仗，“则缩颈而股栗”，而士大夫还把搞军备看作“生事扰民”，作者严肃地指出，这不是和王公贵人保养身体一样吗？这一层比喻贴切，言辞激烈，针对性极强。

　　三层驳斥认为天下久已无事，变故无从发生的错误观点。

　　指出每年输敌之物以百万计，但“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无厌，此其势必至于战。”一旦战争发生，让处于安乐环境中的人民去打仗，“其为患必有不测”。这一层完全贴近现实，驳斥有理有据，坚强有力。

　　四层提出具体教民以战的措施，并再一次强调，如不教民以战，一旦战争发生，将会“以不教之民而驱之战”，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并进一步指出，教民以战，虽使民有小恐，但与发生战争而民无法打仗的危险来比，又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层正反对比，层层深入，极为有力。

　　五层指出当时骄兵惰卒，只会欺压百姓要挟上司，如教民以战，可以“破其奸谋而折其骄气”，对抑制骄兵惰卒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这又是针对时弊的一针见血之论。

　　总之，这篇策论写得理正词严，气势充畅，剖析深细，说理精辟，论证一密，是论说文中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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