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州歌·其六

　　原诗是南宋灭亡后，作者作为俘虏被押送到燕山一带去的途中所作。北望燕云诗人有无限感慨，此次北去，吉凶未卜，江水悠悠东去，象征南宋国运已一去不复返了

　　诗人与被俘人众怀着凄恻的心情被押往北方，途中步履维艰，却后退不得。举目北望，哪里是个尽头？眼中所见再也不是熟悉的故国风物，头顶天空再也不是故国的天空。“不尽头”，是指北国的云天苍茫弥漫，神秘莫测，这艰难的路程没有尽头。这三个字透露出诗人前程未卜、追怀故国、难舍难休的心态。第一句就以沉缓迷惘的语气奠定了全诗缠绵惆怅、凄神哀肠的感情基调。

　　第二句写大江东流的壮阔之景。面对浩大之物，人们往往感到宇宙时空宏大永恒，人生渺小短暂，既而或看破红尘，游戏人生，或情动于中，积极奋进。诗人正处此境，面对这永不停歇的江水，感慨万千。“水悠悠”似乎说诗人的痛苦永无断绝，象悠悠的东流水一样。孔子指着江水说“逝者如斯夫”。时光如流水一去不复返，而诗人心中的亡国之思随时间的推移不是一去不返而是像江水那样滔滔不停永无尽期。江水悠悠，心潮起伏，诗人或许也想到人世更迭，人生荣辱之变，但最为刻骨铭心的却是故国之思，是对国事变迁的沉痛追怀。故国往事是否如流水逝了？时光之水是否真能冲刷掉心头的哀伤愁绪？诗人以“大江东去水悠悠”的壮阔之景衬托心中难耐的孤凄无助、恍然如梦的思绪，传达出哀怨、惆怅、悲凉的心境。

　　“夕阳一片寒鸦外”，化用秦观的词：“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因正是眼中所见，真情实景，便自然无痕，不觉生硬。画面很简单，夕阳渐沉，暮色苍茫，寒鸦归巢。但那种孤寂清冷、悲凉凄恻的情绪却深入人心。这动人心弦的画面与前两句所述是同一双忧郁眼睛所见，同样都折射出诗人心中的苦楚，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

　　“目断东西四百州”，读至此处，我们仿佛听到了一声喟然长叹。环顾四野，高天长云，大江东流，夕阳寒鸦，暮色暝暝，故国神州何处？我身何处？“目断”是思而望，望而不见。从诗的第一句起，诗人就开始了寻找，东西南北望断，只落得心中一声无奈的叹息。“四百州”说明了魂牵梦绕的故国曾经是地大物博、国强民盛，而今再也寻不见了。国势衰微至此，连皇帝都成了敌人的俘虏，想想真是泪眼望穿，愁肠寸断。

　　“望”字起到全诗景物描写的统领作用。四句诗只写一个“望”字，紧紧围绕一个“望”字来写。北“望”燕云，不知命运如何；眼前“望”着大江东去，无力挽回颓势；向东西的四百州一“望”，不胜依恋之情。

　　“大江东去水悠悠”抒发了作者身处国家衰亡不可挽救之时的悲痛心情，侧重现实，这不同于苏轼的，苏轼的诗句表达的是对历史流转、英雄不在的感慨，侧重怀古。

　　评价：读后我们仿佛能看到他那缓缓四顾的身影，他那忧郁渴念的目光，听到他那失望无奈的叹息。他曾有诗“书生空有泪千行”，说的就是这种心情，他只能低吟亡国之音，寄托“亡国之苦，去国之戚”。李钰的《湖山类稿跋》评汪元量诗：“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从此诗可见一斑。

　　上片主要写春日美景。

　　起两句总摄上片。“尽日凭高目”，点明全词的立足点，这是词人凭高所见之景。 “尽目”，从早到晚，带有夸张意味，极言时间之长。“目”，在这里名词活用、当作动词，为观望之意。有的本子作“寓目”，意思相同。“脉脉春情绪”，是说自己是怀着一种春日的柔情观望的。以下接着三句写节序与气候，“嘉景清明渐近，时节轻寒乍暖，天气才晴又雨。”这六言三句，貌似平淡，实是很圆熟的。三句一气呵成，其句中节奏皆为“二二二”，显得悠然、平稳，和春景相称。意思是说清明佳节将临，气候乍暖还寒、晴雨不定。“雨”字是为了协韵。不一定指此刻正在下雨。下面两句写春光，“烟光淡荡，妆点平芜远树”。这是远望所见。春目的云雾光气淡淡地飘浮于平原的草地和远方的树林上，宛如蒙上一层轻纱，隐隐约约、朦朦胧胧，将景色妆扮得十分美丽。诗人被春景的美好所触动，因心中有隐痛，不禁黯然神伤；但是他既被吸引住，不忍离去，故末韵为“黯凝伫，台榭好，莺燕语。”他还是久久凝神伫立着观看。近处，台阁亭榭是那样精美，莺歌燕语又是多么悦耳。这段三言三句，节奏急促，隐含内心情绪的激动。

　　下片写触景伤情、寂寞无侣的悲哀。

　　过片三句承上启下。“正是风和日丽”，是对上片的总承，“几许繁红嫩绿”是进一步对春景的设色。因春天红花茂盛、绿叶还浅，“繁红嫩绿”用得好。后来李清照的“红肥绿瘦”之句，可能从此汲取营养。“雅称嬉游去”，启下文，意谓很合适去春游。接着，笔锋一转，“奈阻隔、寻芳伴侣”，诗人感叹奈何寻芳伴侣已被阻隔、和自己相离，言外之意，独自也无兴致去赏春了，这和上片“黯凝伫”的“黯”字，遥相呼应。以下进一层为自己的惆怅，“秦楼风吹，楚馆云约。空怅望、在何处。”前两句是对句，意义相同。秦楼楚馆皆是妓楼，为妓女所居。这里借指妓女。这妓女就是诗人的意中人，他理想中的“寻芳伴侣”。风吹散、云隐约，是借喻佳人已被阻隔、分离而难以见到。以“空怅望”中可知可能还在 同一城市，但已不知“在何处”了。“寂寞韶华暗度”，点明了伤春伤别。煞拍“可堪向晚，村落声声杜宇。”以杜鹃鸟的悲啼，渲染悲伤的气氛；在这寂寞的春日黄昏，声声从村外传来，使诗人原已寂寞哀伤的心灵，更不堪承受。以景结情，余味无穷。

　　从全词的语言看，上片前三韵之景语，第一韵两个五言句，近乎古诗的语言，简古、平实。次两韵四个六字句嵌一个四字句，前三个六字句似排比，“时节”、“天气”二句又似骈偶，五个句子前四个主谓结构形式，后一个动宾结构形式，这又类乎散文了。到了后两韵的三个三字短句，在设下抒情伏线后，至下片用语才向词的韵味转化。这具有词的韵味的语言，一直延续到曲终。

　　这首词虽然也是在怀念着昔日秦楼楚馆中“凤吹”、“云约”的“伴侣”，但体味全词，自能感到其中情感还是深沉凝重的，并无轻浮之气、轻佻之态，这正是柳永本色。

参考资料：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把《辨奸论》全文连贯起来看，在写作目的上，作者确有所指，而所指的具体人物，作者又未点明。我们也没有必要进行烦琐考证。仅就立意谋篇上来说，本文确属古文中的名篇。

　　作者提出的“见微知著”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要轻视小事情，大事情都是由小事情积累而成的。“防微杜渐”早就是古人奉为圭臬的名言。正如清人吴楚材所说：“见微知著，可为千古观人之法。”

　　本文突出的成功之处在于谋篇。文章开始先将天象和人事进行比较，指出了人事比天象更难掌握，并说明这是由于“好恶”和“利害”所形成的必然结果。言之有理，持之有故，不能不令人首肯。接着，又通过历史上山涛、郭子仪对王衍、卢杞的评论，说明了山、郭二人的评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所疏漏，这就为下文的“今有人”起了铺垫作用。本文的第三段是作者倾注全力发泄的部分，将“今有人”的种种表现尽情地加以刻画，一气呵成，有如飞瀑狂泄，其笔锋之犀利，论证之严谨，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而在结尾处，作者又留有余地地提出两种可能出现的情况，这就使人感到作者所持的公允的态度。

　　作者在批评“有的人”时，把生活习惯（如不修边幅）也作为攻击的口实，未免失之偏颇了。但是，这点微疵并不足以影响本文的成就。

　　首联从多年来他们的交游，一直写到这天的宴会，语言高度概括，内涵十分丰富。苏洵于1056年（嘉祐元年）持益州张方平、雅州雷简夫的推荐信赴京谒见韩琦、欧阳修等名流重臣，从此成了他们的座上客。时苏洵已四十八岁，年近半百，故说“晚岁登门”。雷简夫称苏洵为“王佐才”、“帝王师”，苏洵实际上也是以此自居的，而这里却自称“不才”，且冠以“最”字，并以自已的那“萧萧华发”同韩琦宴上的闪闪金罍（酒器）相映衬，表面自谦，实际充满怀才不遇之感。

　　颔联又从这天的宴会写到他五年来的虚度光阴。出句以“不堪”承“最不才”，以“延东阁”承“金罍”，表示对韩琦宴请的谢意，诗人自谦中也含着牢骚。汉武帝时公孙弘自举贤良，数年而至宰相，“于是起客馆，开东阁以延贤人。”（《汉书·公孙弘传》）这里诗人即以公孙弘喻韩琦好贤而言自己不配这种礼遇。下句，诗人回答了“不堪”的原因：官卑位低，不堪重用。曲台指太常寺。因《礼记》有《曲礼》篇，故称专掌礼仪制度的太常寺为“曲台”。苏洵在1061年（嘉祐六年）被命于太常寺修纂礼书，至赴宴时，刚完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费时五年。苏洵以自己能辅助帝王的才能来做这种白首穷经的工作，深感虚度年华，用非所长，这集中表现在“闲”、“老”二字上。1056年（嘉祐元年），欧阳修荐苏洵于朝廷，韩琦也以为可用，独富弼主张“姑少待之”（叶梦得《石林燕语》）。拖了两年，朝廷才召苏洵试舍人院。苏洵拒绝赴试，朝廷授以试秘书省校书郎，不久又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今属河北）主簿，编纂太常礼书，直至去世。“书虽成于百篇，爵不过于九品。”（《老苏先生会葬致语》）这就是诗人发出“闲伴诸儒老曲台”的深沉哀叹的原因。

　　颈联尤为历代评论家所称赏。重阳节历来是人们登高赏菊，饮酒赋诗的好日子，但苏洵却在愁里度过。“佳”和“愁”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久”字更有丰富的内容。苏洵在二十七岁以前“游荡不学”，不一定有“愁”。但从二十七岁开始，他发奋苦读，希望有用于世，却多次科考不第；后来，虽然名动京师，却沉沦下僚，无法一展抱负。这个“久”字至少包括了他三十年的不得志。他已五十七岁，很难再有所作为。“偶傍”，说明他平时已经很少有雄心壮志；“醉中”，说明未醉时已清醒感到壮志难酬。但“傍”、“来”二字仍表现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其意气尤不少衰”。（叶梦得《避暑录话》）

　　尾联以暮间归来，反复吟咏韩琦新诗作结，戛然而止，余味无穷。韩琦《乙巳重阳》说：“苦厌繁机少适怀，欣逢重九启宾罍。招贤敢并翘材馆，乐事难追戏马台。藓布乱钱乘雨出，雁飞新阵拂云来。何时得遇樽前菊，此日花随月令开。”韩琦诗中那种久居高位、宾朋满座的富贵气，使苏洵更感到自己“闲伴诸儒”的穷窘；韩琦志满意得之余的淡淡闲愁，更激起了苏洵壮志不酬的深沉哀怨。这就是他越读韩琦新诗就越发难以入睡的原因。暮、雨、寒三字为全诗烘托出一种昏暗、凄冷的气氛，而“寒无睡”，“百遍开”更活画出这位“萧萧华发”的老人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的神情。

　　叶梦得说：“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避暑录话》）这一首诗在内容上“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深刻反映了宋代失意文人的精神苦闷；艺术风格上也是“婉而不迫，哀而不伤”，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参考资料：

　　“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二句，从“结庐”和“坟前”落笔，由生前写到身后，形象地总结了他的一生。林逋是个清苦的隐逸诗人。绿波荡漾的西子湖水，翠竹葱茏的湖心孤山，令这位“梅妻鹤子”的诗人留连徜徉。这面湖依山的庐舍，正是他朝夕相处之所。诗人在此，虽“家贫衣食不足”，却“性活淡好古，弗趋荣利”，杭州近在咫尺，居然“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均见《宋史》本传），足见其安贫乐道的志趣。首句侧重写的是“庐”，是述他生前，次句紧扣的则是“坟”，是述他身后。庐是于湖上青山相对，坟是修竹萧疏。前后相溶，然还有第二层的意思在里面，第一句乃是写生前之状，第二句则是想像之景了。虽是清苦冷落，但句子中表现出作者的一些自许和自得。林逋生前在庐侧造墓穴，自有长眠于湖光山色间之意。“亦萧疏”三字，示身后的萧条，正见隐士本色。

　　《后村诗话》说林逋一生苦吟，自摘十三联五言，唯五联存集中，梅尧臣序其诗集，更叹“所存百无一二焉，于戏惜哉！”林逋也曾说：“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但好事者往往窃记之，所以遗稿尚有数百篇。“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二句，是作者以遗稿中并无封禅书一类阿谀谄媚文字自慰，以示高洁。据《汉书·司马相如传》，司马相如死后，汉武帝曾从他家中取到一卷谈封禅之书。所言不外歌颂汉皇功德，建议举行“封泰山，禅梁父”的大典。林逋借古喻今，表明决不屑于像司马相如那样希宠求荣。“犹喜”，“曾无”俱为庆幸之语，感情色彩很是浓烈。这二句是林逋名句，颇为后人传诵，之所以如此，并非在于它是奇语、丽句，而是因为它表现出诗人的高尚志节。宋真宗时，大臣王钦若等伪造符瑞，怂恿真宗东封泰山，借以邀宠。林逋这两句诗是针对此事而发，立意高绝。秦观曾称赞说：“识趣过人如此，其风姿安得不高妙也！”后代文人在用司马相如草封禅书之事时，有正用反用之别，王禹偁《谪守黄冈谢表》中“茂陵封禅之书，惟期死报”之语，是正用，林逋这里是反用。对此，严有翼认为林逋要高出王禹偁一筹。以后胡仔虽颇不以为然，但林逋此二句流传之广，决非王禹偁句之可比却是事实。林逋生当北宋盛世，诗文颇有名，却淡于荣利，终生布衣，诗中所表白的，并非虚语，所透出的是一股高逸淡远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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