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赴亮社与万司理 其三

　　上片“小桃枝下试罗裳”，是说出游前的准备。天气渐暖，要换上春天的罗裳，不是一换就得，所以要试，试衣于小桃枝下，很可能是普通农家的女孩子。站在小桃枝下，映衬唐人崔护《题都城南庄》中的“人面桃花相映红”。不仅如此，鲜艳的桃花和女子衣上的香泽又引来了翩翩的蝴蝶。不说蝴蝶环绕飞舞，却说“蝶粉斗遗香”，蝶翅上扑落的粉末和女子遗落的香泽比赛，哪一种更香，这就婉转曲折深有意趣了。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本来也是美的化身，所以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中，才有化蝶之说。

　　游春的人自然很多，有乘宝马香车的，“玉轮碾平芳草”，从芳草地上忽忽驶过，车中的贵妇娇娃，也只在车窗中露出了半面。但“半面恼红妆”，这半面娇容却引起这位游春少女的不快。可能是因为她们乘坐的香车对于芳草的摧残，也可能因为她们不暇他顾的高傲姿态。李商隐《南朝》诗云：“地险悠悠天险长，金陵王气应瑶光。休夸此地分天下，只得徐妃半面妆。”讽刺南朝苟安于半壁江山，犹如徐妃之半面妆，如取用李商隐诗意，则“半面恼红妆”当指南明福王朱由崧即位南京，只图苟安一时，如同南朝梁、陈末年故事。这种时事使人烦恼，故云：“半面恼红妆。”惟此，前面的“玉轮碾平芳草”也可解释为暗指南明弘光朝排斥忠良压制贤才，这样来解释这两句词，可能显得牵强一些，但是，“半面恼红妆”又似乎不是一般语言，很值得探究。

　　下片“风乍暖，日初长，袅垂杨”三句，写的是初春景象。风才开始变暖，白天才开始变长，垂挂的柳枝才缀上新绿而随风飘荡。三句非常紧凑。从几种事物中观察，感受表现了初春的特点。而以下的三句“一双舞燕，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却大有春事已过的景象。关于燕子，在子龙词中多次提及，如《山花子·春恨》“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眼儿媚》“只愁又见，柳绵乱落，燕语星星”、《蝶恋花·春日》“燕子乍来春渐老，乱红相对愁眉扫”、《江城子·病起春尽》“凭燕子，骂东风”。几乎都是与暮春春尽联系着。此处“一双舞燕”恐怕也不是早春景象，“万点飞花”更是暮春特有之景，“满地斜阳”也平添了一份凄清。这后面的三个四字句，与前面的三个三字句，意思上有承接，时间上有发展，似是感叹着“九十韶光如梦短”（《渔家傲》），由初春写到春夫，时间上的跨度是为了表现情感上的跨度。

　　这首词描写春游所见，情景相生，处处透着词人盎然的游兴。词的开始两句用烘托法。桃下试裳能让人产生“桃之天天，灼灼其华”的联想。而蝶粉斗香，又可想见女子春服艳丽如花的美好形象。接下来轮碾芳草，红妆半露，也是情态毕现，鲜明如画。整个上片着笔于人，浓墨重彩。下片则转而写景。风暖日长，垂杨袅袅，双燕翩翩，一派生机蓬勃的景象。景润人心，词人想必也是逸兴满怀。结尾“万点飞花，满地斜阳”微微露出美景不能永驻的淡淡春愁。正如杜甫《曲江》“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及梅尧臣《苏幕遮》“落尽梨花春事了。满地斜阳，翠色和烟老”所歌咏，在这样的时刻，文人总不免会透出一丝纤柔的情怀。

参考资料：

　　北人生而不识菱者，仕于南方，席上啖菱，并壳入口。或曰：“食菱须去壳。”其人自护所短，曰：“我非不知，并壳者，欲以去热也。”问者曰：“北土亦有此物否？”答曰：“前山后山，何地不有？”

　　夫菱生于水而非土产，此坐强不知以为知也。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就会闹出笑话，被人耻笑。世界上的知识是无穷无尽的，而每个人的学识能力是有限的，只有虚心潜学，才能得到真知。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这则小故事不仅在情节构思上遵循了生活的真实，更在于北人强不知以为知的做法与表现在现实生活中极具普遍性与代表性。

　　《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是一首政治讽刺诗，诗歌巧妙用典，寓庄于谐，以轻松幽默之笔，写忧民之心。

　　首句“五风十雨亦为褒”，用语含蓄，谓五风十雨原是古代对政绩的一种褒美之辞，如今“都城渴雨”，则政绩无由得见。言外之意，而今大旱是上苍对朝政混乱的怪罪。

　　次句“薄夜焚香沾御袍”承首句，写神宗皇帝祈雨时的情景，皇帝夜间焚香祈雨，以致龙袍上都沾满了露水。乍看对神宗有赞美之意，诗人似乎是在恭维神宗皇帝，其实只是诗人欲抑先扬，明褒实贬的手法而已，诗人的揶揄之意十分明显。

　　三四句笔锋陡转，引用典故，诗人借用申渐高的故事进一步讥评时弊，对神宗皇帝的祈雨进行了嘲讽。申渐高是五代时吴国乐工，当时关税很重，商人苦之，正逢都城大旱，中书令徐知诰问左右：“近郊颇得雨，都城不雨何也？”申渐高作谐语答曰：“雨畏抽税，不敢入京耳。”皇帝应该明白，雨也害怕抽税，一方面是装模作样，惺惺作态地薄夜焚香，另一方面却又巧立名目，对人民苛捐重税盘剥，横征暴敛，搜刮民脂民膏，显得是十分滑稽可笑。这正说明了上层统治集团的虚伪和无耻。神宗祈雨的虚伪，至此被揭露无遗。

　　这首诗语意含蓄，用典贴切，讽刺性强，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参考资料：

　　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这是一篇史论。作者列举历代兴亡的史实，指出历代君王仅仅片面地吸取前代灭亡的教训而忽略了另外一些被掩盖的问题，但却将原因归结为非人智能所虑及的天意。论证“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目的在于给明代统治者提供历史教训，使之“深虑”长治久安的道理，并采取相应的办法。

　　本文系针对明初的政治形势而提出的治国方略。明代建国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和加强统治，曾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从而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在“盛世”之下决不能掉以轻心，要注意潜在的危机。作者就历代兴衰的史实，提出了有关长治久安的积极性的建议。

　　文章的开始先从“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谈起，并把这种现象和天道挂上了钩，这是作者立论的核心。在作为全文重点的第二段中，作者列举了大量史实，从秦始皇一直谈到了宋太祖，其用意也是为了证明上述观点的正确性。应该说，这些翔实的历史经验是可信的，是有强烈的说服力的。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作者写作本文后不久，明朝就发生了“乱”。明太祖死后，其孙建文帝即位，由于和某些亲王产生了矛盾，终于导致了“靖难之变”，方孝孺本人也死在这次动乱之中。从这一点来看，作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第三段是全文的总结，作者再一次点明全文的主旨。在语言的运用上，作者尽量发挥了他那犀利而坚定的文风，做到了既能说理透彻，又能通俗易晓，这在他评论前代帝王时可以充分看出。

　　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作者对“天道”的理解还带有一定的宿命论的色彩。“不可以谋天”的提法实际上就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尽人事以听天命”的消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