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虚丘。事我而不卒，命也夫！
　　婢女寒花，是我妻子的陪嫁丫环。于嘉靖十六年五月四日去世，葬在土山之上。她没能服侍我到最后，这是命啊！

　　婢初媵时，年十岁，垂双鬟，曳深绿布裳。一日天寒，爇火煮荸荠熟，婢削之盈瓯，予入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与。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倚几旁饭，即饭，目眶冉冉动，孺人又指予以为笑。
　　寒花当初陪嫁来我家时，年方十岁，两个环形发髻低垂着，一条深绿色的布裙长可拖地。一天天气寒冷，家中正在烧火煮荸荠，寒花将已煮熟的荸荠一个个削好皮装在小瓦盆中，已盛满了，我刚从外面进屋，取来就吃；寒花立即拿开，不给我。我妻就笑她这种样子。妻子经常叫寒花倚着小矮桌吃饭，她就吃，两个眼珠慢慢地转动着。我妻又指给我看，觉得好笑。

　　回思是时，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回想当时情形，不知不觉已经十年了。唉，真可悲啊！

参考资料：

　　公一女，嫁为畿辅某官某妻。公夫人甚爱女，每迎女，婿固不遣，恚而语女曰：“而翁长铨，迁我京职，则汝朝夕侍母；且迁我如振落叶耳，而固吝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一夕置酒，跪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击伤夫人，出，驾而宿于朝房，旬乃还第。婿竟不调。
　　王翱的一个女儿，嫁给京城附近的一个官员为妻。王翱的夫人非常疼爱女儿，每次要女儿回家，女婿坚持不放走。他愤怒地对妻子说：“你的父亲是选拔官吏的长官，把我调到京城做官，那么你可以整天陪侍你的母亲。况且调动我轻易得就像振落树叶，有什么可吝啬的呢？”于是女儿将想法告诉了母亲，夫人在当天准备了酒菜，跪着禀告王翱，王翱非常生气，拿起几案上的器具打伤了夫人，出门去，坐马车住到朝房里，十天后才回家，女婿最终没有被调职。

　　公为都御使，与太监某守辽东。某亦守法，与公甚相得也。后公改两广，太监泣别，赠大珠四枚。公固辞。太监泣曰：“是非贿得之。昔先皇颁僧保所货西洋珠于侍臣，某得八焉，今以半别公，公固知某不贪也。”公受珠，内所著披袄中，纫之。后还朝，求太监后，得二从子。公劳之曰：“若翁廉，若辈得无苦贫乎？”皆曰：“然。”公曰：“如有营，予佐尔贾。”二子心计，公无从办，特示故人意耳。皆阳应曰：“诺。”公屡促之，必如约。乃伪为屋券，列贾五百金，告公。公拆袄，出珠授之，封识宛然。
　　王公做都御史时，同太监某人镇守辽东。这个太监也奉公守法，同王公相处得很好。后来王公改调两广任职，太监哭着送别，赠给大宝珠四枚。王公坚决辞谢不受。太监哭着说：“这大宝珠不是受贿得到的东西。以前先皇把僧保所买来的西洋珠赏赐给左右近臣，我得到八枚，今天拿一半给您赠别，您本来就知道我并不是贪财的人啊。”王公接了宝珠，放进自己所穿的披袄，把它缝在里面。后来回到朝廷，寻找太监的后代，找到了他的两个侄子。王公安慰他们说：“你们的老人很廉洁，你们恐怕为贫穷所困吧？”二人都说：“是的。”王公说：“如果你们要有所经营，我帮你们出钱。”太监的两个侄子心里盘算，王公无法办到，只不过是表表老朋友的心意罢了。都假装答应说：“是”。王公几次催促他们，一定要按照说定的办。于是他们就假造了一张买房子的契约，开列的价钱是五百两银子，告诉王公。王公拆开披袄，取出宝珠交给他们，那包裹的记号，仍然是原来的样子。

　　《易》之《泰》：“上下交而其志同。”其《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易经》中的《泰》卦说：“上下交好通气，他们的志意就和同。”那《否》卦说：“上下阴隔，国家就要灭亡。”因为上面的意图能够通到下面，下面的意见能够传到上面，上下成为一个整体，所以叫做“泰”。如果下面的意见被阻塞，不能传到上面；上下之间有隔膜，虽然名义上有国家，裨上却没有国家，所以叫做“否”。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其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上下通气就泰，上下阻隔就否，自古以来都是这样。但上下不通气的弊病，没有象近代这样厉害的了。君臣互相见面，只在皇上临朝的短时间内。上下之间，只不过靠奏章、批答互相关联，用名分、法度彼此维持罢了。这不单是遵循老规矩，也是地位权势使他们这样。为什么呢？皇上常常在奉天门上朝，没有一天间断，可说是勤于政事了；但是朝堂和台阶相距很远，皇帝的威仪显耀盛大，御史纠察朝见的礼仪，鸿胪检举不合规矩的行动，通政使代为呈上奏章，皇上只是随意看看，臣子就谢恩拜辞，心神不安地退了下来。皇上何尝处理过一件事，臣子又何尝说过一句话呢！这没有其他原因，地位权势悬殊，所谓有天子堂上比万天还远，虽然想进言，却无从说起啊。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极门，其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我认为要做到上下通气，不如恢复古代内朝的制度。周代的时候有三种朝见的方式：库门的外面是正朝，顾问大臣守候在这里；路门的外面是治朝，皇上每天在这里受百官朝见；路门的里面是内朝，也叫燕朝。《礼记·玉藻》上说：“君主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去上朝，退下来到路寝处理政事。”上朝接见群臣，是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处理政事却到路寝，是用来疏通远近的意见。汉朝的制度：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是中朝；丞相以下到六百石的官员，是外朝。唐代皇城北面靠南的第三门，叫承天门，元旦和冬至节，接受各国的朝贺过贡皇上才来到这里，原来就是古代的外朝呢。它的北面叫太极门，它的西面叫太极殿，每月的初一和十五，皇上就坐在这里受建群臣朝见，原来就是古代的正朝呢。再北面叫做两仪殿，平日在这里上朝和处理政务，原来就是古代的内朝呢。宋朝时候，平时朝见在文德殿；五天一问皇上的起居，在垂拱殿；元旦、冬至、皇上的生日，祝颂、受贺在大庆殿；赐宴在紫宸殿或者集英殿；面试进士在崇政殿。自侍从官以下，每五天由一名官司员上殿，叫做轮班奏对，他必须进来陈说当政治得失；在内殿引见，也有时赐坐，有时免穿靴子。这大概还保留有三朝的意思呢。因为上天有三垣，天子就仿效它：正朝，仿效太极；外朝，仿效天市，内朝，仿效紫微。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本朝皇帝生日、元旦、冬至的大朝会，在奉天殿，便是古代的正朝呢；平日就在奉天门，便是古代的外朝呢；可是单缺内朝。然而并不是缺少，华盖、谨身、武英等殿，难道不是遗留下来的内朝制度么？洪武年间，象宋濂、刘基，永乐以来，象杨士奇、杨荣等，每天侍奉在皇帝身旁；大臣蹇义、夏元吉等，经常在便殿奏对。在这个时候，哪里有阻隔的忧患呢？现在内朝制度没有恢复，皇上临驾常朝以后，臣子不能再进来朝见；三殿的门高高地关闭着，很少有人能够看见。所以上下的意见阻塞不通；天下的弊病，因此积累起来。孝宗晚年，在之方面深有感慨。他屡次在便殿召见大臣，谈论天下的事情。正要有所作为他便去世了，百姓没有福气，不能看到太平盛世的美事。直到现在，天下的人都认为是一件恨事。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希望皇上远的效法圣祖，近的学习孝宗，完全铲除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常朝以外，就到文华、武英两殿，仿效古代内朝的意思：大臣每隔三天或五天，进来问一次起居；侍从官司和御史，各选一员上殿来轮流回答咨询；各部门有事请求决断，皇上根据自己的看法决断它；有不容易决断的，就和大臣当面讨论解决。不时地引见群臣，凡是谢恩、辞行这类情况，群臣都可以上殿陈奏，皇上虚心地问他，和颜悦色地开导他。象这样，人人都能够毫无保留地说出自己的意见；皇上虽然深居皇宫，可是天下的事情却全都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外朝用来端正上下的名分，内朝用来沟通远后的意见。像这样，哪里会有近代的阻塞隔膜的弊病呢？唐尧、虞瞬的时候，耳聪目明，好的言论没有被埋没，民间没有遗漏的贤人，也不过是这样罢了。

　　当薛侯之初令也，珰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
　　在薛侯刚开始做县令的时候，宦官抓捕百姓，十分嚣张。荆州城里的良善平民，哭泣着让他们抓走。薛侯年纪不大，又刚刚上任，大家都替他感到危急。薛侯笑着说：“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养虎的道理，突然间很饿，它就会去吃人；可如果突然喂得很饱，它将会背靠山角反抗主人。我饿它，又不让它生气；我喂饱它，又不让它狂妄，政策就全在于我把握了。”过了不久，宦官果然接受了约束。等到其他郡城暴动气焰很盛，而荆州就算让那些人动乱也发动不起来。
　　

　　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嚣。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
　　而在当时，正赶上播州的少数民族叛乱。六部的使者的檄文就像下雨一样纷纷而来，计算家有一亩地的就要受罚，计算家有一个男丁的当壮丁服役。农民在田里哭泣；邮差在路上哭泣。而且荆州离叛乱之地四川很近，沿着沮河的支流顺流而下，百姓都惴惴不安，觉得朝不保夕。薛侯告示父老乡亲说：“大家反正是热锅里的鱼，担心又有什么用呢？”戒除一切纷扰，不得喧嚣。又说，“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小的叛乱，就要使我们忠诚的子民疲惫不堪啊！”几个征调都压着慢慢讨论，过了不多久，叛乱果然平定了。

　　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则群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珰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
　　我当时正完成使命准备回去，听说他的事情，感慨地说：“现在如果全天下的大小官员都像薛侯这样，就不用为天下太平而担心了。”市井小民没什么见识，看到一两个官吏和宦官相持不下而出手打人，就群起叫好。所以，激发吏民争斗，名声就很传得很开；而协调吏民矛盾，功绩却得不到彰显。我为了追求扩张名声，而没有顾及这样做的危害，这就好比是借着刀锋来宰割东西啊。从古至今，国家的祸害从小人开始制造、而在那些贪图功名的君子那里酿成的情形，十有八九是这样。所以从荆楚、四川制造祸端以来，有识之士的忧虑，有比宦官和少数民族更为深切的。譬如病人希望疾病快一点离开，就专门服用攻克病症的猛药，那个人不是被疾病折磨死的，却是被用药害死的了。现在看看薛侯治理荆州，是激怒矛盾呢，还是调解纠纷呢？即便是薛侯只一天执掌政务，他也不会用贪图功名的药剂去荼毒天下的百姓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俊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略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讵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薛侯这个人，面颊丰满，额头宽广，一看就知道他是伟大的人材。今年秋天，因为管理考务的事情选拔校录全省考生，第一名录取了我的好友李元善；第二名录用了我的弟弟宗郢（袁宗道）。李元善才能见识卓越超绝，他写的文章内容风骨胜过文理辞采，思想的根源非常的幽深透辟，要不是像薛侯一样独具慧眼，是没有人能赏识他的才俊的。我的弟弟文质朴直，温文尔雅，他的文章就像他本人一样，也能够不辱师门。任用这两个士子，共同辅佐一人掌政，到哪里比不上得到五个人才的使用啊？薛侯可谓是对录用士人很神明的了。薛侯的政治业绩，不胜枚举。在这里只大略描述其中重大的几个。大明王朝各方面治理政事的，难道有能够超出薛侯之上的吗？薛侯你就安心上路吧。

　　呜呼。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唉！倘使阉党在当时不采取激化矛盾的方式，而是采用协调之法，怎么会弄到决裂的地步呢？谁说文人没有不寻常的见识、不能够在事先洞察事情的苗头呢？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既加冠，益慕圣贤之道，又患无硕师名人与游，尝趋百里外，从乡之先达执经叩问。先达德隆望尊，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余立侍左右，援疑质理，俯身倾耳以请；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不敢出一言以复；俟其欣悦，则又请焉。故余虽愚，卒获有所闻。
　　我年幼时就非常爱好读书。家里贫穷，无法得到书来看，常常向藏书的人家求借，亲手抄录，计算着日期按时送还。冬天非常寒冷，砚台里的墨汁都结了冰，手指冻得不能弯曲和伸直，也不放松读书。抄写完毕后，便马上跑去还书，不敢超过约定的期限。因此有很多人都愿意把书借给我，于是我能够遍观群书。成年以后，我更加仰慕古代圣贤的学说，又苦于不能与学识渊博的老师和名人交往，曾经赶到数百里以外，拿着经书向乡里有道德学问的前辈请教。前辈道德高望重，门人弟子挤满了他的屋子，他的言辞和态度从未稍有委婉。我站着陪侍在他左右，提出疑难，询问道理，俯下身子，侧着耳朵恭敬地请教；有时遇到他大声斥责，我的表情更加恭顺，礼节更加周到，不敢说一个字反驳；等到他高兴了，则又去请教。所以我虽然愚笨，但最终获得不少教益。

　　当余之从师也，负箧曳屣，行深山巨谷中，穷冬烈风，大雪深数尺，足肤皲裂而不知。至舍，四支僵劲不能动，媵人持汤沃灌，以衾拥覆，久而乃和。寓逆旅，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同舍生皆被绮绣，戴朱缨宝饰之帽，腰白玉之环，左佩刀，右备容臭，烨然若神人；余则缊袍敝衣处其间，略无慕艳意，以中有足乐者，不知口体之奉不若人也。盖余之勤且艰若此。
　　当我外出求师的时候，背着书箱，拖着鞋子，行走在深山峡谷之中。隆冬时节，刮着猛烈的寒风，雪有好几尺深，脚上的皮肤受冻裂开都不知道。回到学舍，四肢僵硬动弹不得。服侍的人拿着热水为我洗浴，用被子裹着我，很久才暖和起来。寄居在旅店里，旅店老板每天供应两顿饭，没有新鲜肥嫩的美味享受。同学舍的人都穿着华丽的衣服，戴着用红色帽带和珠宝装饰的帽子，腰间挂着白玉环，左边佩戴宝刀，右边挂着香囊，光彩鲜明，像神仙一样；我却穿着破旧的衣服处于他们之间，但我毫无羡慕的心。因为心中有足以快乐的事情，所以不觉得吃的、穿的享受不如别人。我求学的辛勤和艰苦就是像这个样子。

参考资料：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