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庐州郡人

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
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
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
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

　　此诗的开头由一“怜”字引出，“不得意”点明“落第”。“况复”二字递进一层，丘为落第正值柳枝又绿的新春，伤心人对满目春光不免倍觉伤神。“柳条青”三字并暗隐送别的场景，灞水岸边，杨柳依依，送别之际，诗人对丘为的怜惜之情也格外强烈了。这一联诗中既有丘为又有诗人自己，其后两联专写丘为。第二联用典。当年苏秦游说秦王，连续上了十次书都未奏效，黄金百斤用尽（《战国策·秦策》）。以苏秦作比，描写丘为只身困于长安、盘资耗尽的窘况；返回时，由于忧愁的煎熬，两鬓又新添了白发。一“尽”、一“新”，两相映照，丘为的凄苦之状与诗人的哀怜之情如在眼前。京都既难以安顿，回家也是孤独一人，生计窘迫。第三联就是对丘为归途形象的描绘：“五湖三亩宅，万里一归人。”这两句是此诗名句，写丘为孤独一人长途返回，太湖畔唯有微薄的家产，生计窘迫。从字句间读者仿佛看到一个步履沉重、心情懊丧的人，低头走向自己的家园，令人产生怜悯的共鸣。此联句与句对仗，同时又句中自对：“五湖”对“三亩宅”，“万里”对“一归人”。结尾一联：“知祢不能荐，羞为献纳臣。”这里以祢衡借指丘为。《后汉书·文苑传》说祢衡恃才傲物，唯善鲁国孔融及弘农杨修，融亦深爱其才，“上疏荐之”。唐代武后垂拱二年，设理匦使，以御史中丞与侍御史一人充任，玄宗时改称献纳使。王维曾任右拾遗、殿中侍御使等官职，因此自称“献纳臣”。诗人认为自己明知丘为有才华而不能将他推荐给朝廷，自愧不如孔融，同时于“羞”中寓愤，对于贤才遭弃的黑暗政治表示了愤慨。情绪由怏怏惜别转到深深的内疚，以至于牢骚不平，激昂慷慨。

　　王维与丘为虽是同辈诗友，但年龄稍长，故诗中语气较为老成。结尾处反用孔融与祢衡的典故，虽是从识贤、荐贤的角度引出，但“知”字与篇首的“怜”字，还是表现了一种长者所特有的口吻。诗写送别，抒发的却不是一般的离情别绪，其着重抒发的是对人才的爱惜以及由此引出的对黑暗政治的激愤。全诗从离别写到归程，由近及远；诗情则由哀怜转为羞愤，由浅入深。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 等 ．唐诗鉴赏辞典补编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1990 ：119-120 ．

溪上遥闻精舍钟，泊舟微径度深松。
青山霁后云犹在，画出东南四五峰。(东南 一作：西南)

　　唐代诗中有画之作为数甚多，而这首小诗别具风味。恰如刘熙载所说：“画出者必有主峰，为诸峰所拱向；作字者必有主笔，为余笔所拱向。……善书者必争此一笔。”（《艺概·书概》）此诗题旨在一“望”字，而望中之景只于结处点出。诗中所争在此一笔，余笔无不服务于此。

　　诗中提到雨霁，可见作者登山前先于溪上值雨。首句虽从天已放晴时写起，却饶有雨后之意。那山顶佛寺（精舍）的钟声竟能清晰地达于溪上，俾人“遥闻”，与雨浥尘埃、空气澄清大有关系。未写登山，先就溪上闻钟，点出“柏林寺”，同时又逗起舟中人登山之想（“遥听钟声恋翠微”）。这不是诗的主笔，但它是有所“拱向”（引起登眺事）的。

　　精舍钟声的诱惑，使诗人泊舟登岸而行。曲曲的山间小路（微径）缓缓地导引他向密密的松柏（次句中只说“松”，而从寺名可知有“柏”）林里穿行，一步步靠近山顶。“空山新雨后”，四处弥漫着松叶柏子的清香，使人感到清爽。深林中，横柯交蔽，不免暗昧。有此暗昧，才有后来“度”尽“深松”，分外眼明的快意。所以次句也是“拱向”题旨的妙笔。

　　“度”字已暗示穷尽“深松”，而达于精舍──“柏林寺”。行人眼前豁然开朗。迎入眼帘的首先是霁后如洗的“青山”。前两句不曾有一个着色字，此时“青”字突现，便使人眼明。继而吸引住视线的是天宇中飘飖的云朵。“霁后云犹在”，但这已不是浓郁的乌云，而是轻柔明快的白云，登览者怡悦的心情可知。此句由山带出云，又是为下句进而由云衬托西南诸峰作了一笔铺垫。

　　三句写山，着意于山色（青），是就一带山脉而言；而末句集中刻划几个山头，着眼于山形，给人以异峰突起的感觉。峰数至于“四五”，则有错落参差之致。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峥嵘的山峰犹如“画出”。不用“衬”字而用“画”字，别有情趣。言“衬”，则表明峰之固有，平平无奇；说“画”，则似言峰之本无，却由造物以云为毫、蘸霖作墨、以天为纸即兴“画出”，其色泽鲜润，犹有刚脱笔砚之感。这就不但写出峰的美妙，而且传出“望”者的惊奇与愉悦。

　　这才是全诗点睛之笔。只有经过从溪口穿深林一番幽行之后，这里的画面才见得特别精彩；只有经过登攀途中的一番情绪酝酿，这里的发现才令人尤为愉快。因而这里的“点睛”，有赖前三句的“画龙”。用刘熙载的话说，那就是，诗人“争”得这一笔的成功，与“余笔”的配合是分不开的。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年12月版 ：第644-645页 ．

遥夜何漫漫，空歌白石烂。
宁戚未匡齐，陈平终佐汉。
欃枪扫河洛，直割鸿沟半。
历数方未迁，云雷屡多难。
天人秉旄钺，虎竹光藩翰。
侍笔黄金台，传觞青玉案。
不因秋风起，自有思归叹。
主将动谗疑，王师忽离叛。
自来白沙上，鼓噪丹阳岸。
宾御如浮云，从风各消散。
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爂。
草草出近关，行行昧前算。
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
顾乏七宝鞭，留连道傍玩。
太白夜食昴，长虹日中贯。
秦赵兴天兵，茫茫九州乱。
感遇明主恩，颇高祖逖言。
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
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多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多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多，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

参考资料：

1、 詹福瑞 等．李白诗全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909-911

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
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

　　作者与孟浩然是老朋友了，如今老朋友永远离去了，因此诗一开头就说“故人不可见”。这是直抒胸臆，直抒对故人长逝的哀悼之意。对于老朋友的去世，作者无限悲痛，站在汉水边上，望着滔滔江水东流不胜悲伤。这第二句“汉水日东流”是借景抒情，借汉水日夜奔流不息抒发老朋友一去不复返，也是比喻自己的哀痛与思念之情就像东流之水绵绵不绝。“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两句，兼具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两种手法。上句可看作即景之语，下句景中含情，江山，景象广阔，著一“空”字，显示出物是人非人去楼空的无限感慨和遗憾，借此表达了作者对老朋友的无限思念。直抒胸臆和借景抒情手法并用，使诗篇直中有曲，语短情深。故人长逝，悼惜深情与凄怆涕泪，随诗行奔迸而出。朋友已矣，如江水东流，唯能追寻遗踪以寄哀思。

　　王孟为知交，王维是深知孟浩然的情意的。孟浩然在《与诸子登岘山》中有“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之句，正是王维这首诗所寄托的感慨。

　　王维这首诗并无华辞丽藻，其动人心魄处全在于情深。诚如明末清初黄宗羲所言：“情者，可以贯金石，动鬼神。”

参考资料：

1、 邓安生 等．王维诗选译．成都：巴蜀书社，1990：212-213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守睢阳作》是张巡困守睢阳孤城时苦战的记录。开头二句“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落笔点题，写出了睢阳保卫战的时日已久和所面临的危机。

　　战斗从春天开始，一个“苦”字包含了爱国将士无数含辛茹苦的经历。“孤城”二字，写出了瞧阳孤立无援的处境；“日渐”二字，写出了睢阳危机的步步逼近；一个“危”字，惊心动魄。这说明，诗人不以漫长的“春来苦”为苦，而以睢阳这战略要地的“日渐危”为忧，诗人忧国忧民，置生死度外的满腔爱国情怀就清晰可见了。

　　“合围侔月晕，分守若鱼丽”二句，说明敌我双方攻守的阵势。敌人的包围圈步步缩小，如同“月晕”之箍月一般，水泄不通，这就愈显出了上文中的“孤城”之孤；而唐在城墙上以五人为伍分兵警戒，如同平地对垒的鱼丽阵容一样严整，这就透露出唐军广大将士众志成城，齐心卫国的战斗韧性，也说明了诗人作为统帅临危不惧，治军有方。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承接上文，写诗人对叛军的刻骨仇恨和指挥从容自若。“屡”字表明了敌人进攻的频繁，“厌”字则入木三分地绘出了诗人对叛军的义愤之情。张巡在《谢加金吾表》中曾向唐肃宗李亨汇报“臣被围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余战，当臣效命之时，是贼灭亡之日。”四十七日内就有那么多场战斗；是日经年，其战斗次数之多就可想而知了。面对如此频繁的战斗，想到睢阳保卫战在全局的重要位置，诗人心中分外自豪，“时将白羽挥”五字是一洗战斗的血腥之气，传神地描绘出了诗人那仿佛诸葛亮羽扇纶巾，“指麾三军，皆从其进止”（《三国志》）般的儒将风度。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二句，主要是为唐军广大将士雕像。“疮”字表示伤口决非新创，表明战事的艰苦卓绝，旧创未好又添新伤，“裹”字表明了将士不顾伤痛，带伤苦战。一个“犹”字，出神入化，成功地体现了将士奋战到底的坚强毅力。“饮血”者是指重伤员，战伤痛得他们流下眼泪，但听到战斗警报，他们同样拼尽全力爬上城头矮墙，竭尽全力防守。据《通鉴·唐纪三十五》记载，至德二年七月，“诸军馈救不至，士卒消耗至一千六百人，皆饥病不堪斗，遂为贼所围，张巡乃修守具以拒之。”《通鉴·唐纪三十六》记载，同年冬十月，“城中食尽，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谋，以为睢阳江淮之保障，若弃之去，贼必乘胜长驱，是无江淮也。”为了保卫睢阳，守城兵士把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最后被迫罗雀、掘鼠、杀马。“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二句，是说自己誓死报国的意志也永远不会动摇。一个“难敌”，一个“不移”，把诗人赤子爱国心给鲜明地烘托出来了。

　　最后两句“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是诗人在绝境中的感叹之辞，在孤城将陷、人将殉国之际，诗人感到自己死而无怨，遗憾的只是自己振兴国家的许多想法、建议将“无人报天子”，从而也就无法实施“心计”。这最后的一笔使全诗感情达到高潮，说明诗人不但是一位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形象，也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贤臣良辅的形象。

　　除了成功地塑造了抒情主人公的不朽形象之外，这首诗歌叙事简洁，有点有面，点面结合，重点突出，全诗十二句，除去开头两句、结尾两句之外，其余八句，每两句间均各各对偶，每副对句又都对仗工稳，自然，饶有韵致，增强了诗歌的音乐美和节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