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韵林吉夫朝奉共乐台即事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春来愁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

　　上片从西湖景物写起。“南高峰，北高峰”二句写山。南北两高峰是西湖诸山中两个风景点。南高峰旧称“高一千六百丈”（今实测为海拔256.9米），风景葱倩，登临远眺，可以把西湖和钱塘江景物尽收眼底。北高峰在南高峰西北，遥遥相对，海拔314米，比南高峰略高。景观与南高峰不相上下。因为两峰景别致，故作者特别拈出，以概括西湖诸山之胜。—这样措词，也是词调格式的原因。

　　“一片湖光烟霭中”句写湖。西湖光面约五平方多公里，虽不如洞庭湖、太湖那样壮阔，但水光潋滟，碧波荡漾，也颇为开朗。而且，湖上并非空荡荡的水光一片，白堤和苏堤象绿色的裙带，孤山象一块翡翠玉石；还有那亭台寺阁，桃柳梅荷；湖光如翠，四季宜人。在春天烟霭迷蒙中，就更显得绰约多姿了。

　　“春来愁杀侬”句，因景生情。点出“春”说出“愁”。“春”是所写景物的时节，“愁”是景物触发的感情。联系前面三句，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西湖的水光山色，美丽动人，但这却只能引起我的愁思而已。此句十分关键，着此句而以上三句的意思始有着落，着此句而上片的感情意绪始全托出。结拍如此，可谓善始善终。

　　过片转入回忆，交待愁思的缘故。“郎意浓，妾意浓”者，郎情妾意都一样的深厚浓郁也；在短促的句子中，连用两个“意”字，两个“浓”字，给人予深刻印象。叠句在词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在此得到了高度的发挥。

　　“油壁车轻”二句，是对前面两句的表述，写他们的初次见面。“油壁车轻郎马骢”这一句中有个典故：《苏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说，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她常乘着油壁车（四周垂帷幕、用油涂饰车壁的香车）出游，一日，出游时遇到一位骑青骢马（青白色的马）而来的俊男阮郁，两人一见倾心，苏小小就吟了这首诗，约他到西泠（即西陵）桥畔松柏郁葱处（即她的家）来找她，结为夫妇。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来比词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浓情密意，以突出他们之间的浪漫情调。“九里松”是他们初见的地点，那地方是“钱塘八景”之一，为葛岭至灵隐、天竺间的一段路。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时，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长九里，因此松阴浓密，苍翠夹道，是男女传情达意的好地点。当然，文学作品也允许虚构的，它可以虚构富于诗意的情景；故我们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相遇，是否郎骑骢马妾乘车，是否在九里松，都不必过分推敲。总之，下片词意，是女主人公回忆其与所爱的欢会。

　　这首词，以西湖景物为背景，上片写现实，下片写回忆；通过叙述回忆中的欢乐以反衬现实中的忧愁，思妇情怀，宛然如见。据词谱，《长相思》为双调三十六字，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一叠韵，是最短的词牌之一，要写好实不易。必须有隽永的意味，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象余地，实仍属佳作。但它的每句押韵和前后各重叠一个三字句的特点，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首，林和靖的“吴山青，越山青”首，正是如此。这首词在这方面工力也不弱，详见上文论述。词的风格自然朴素，毫无斧凿痕迹，似民歌的天籁，如西子的淡妆，实仍佳作。

参考资料：

　　词的上片，描绘友人仙人般的容貌和超尘脱俗之气质。“谁道东阳都瘦损，凝然点漆精神”，以历史人物喻之。词人以发问的口气，认为不宜一概而论历史人物。“谁道”二字，排除了独见。随即暗示着：沈东阳式的词人只因求官而累瘦了身体，而王东阳式的友道不为求官身体并不瘦损，并且“点漆”如画，黑白反衬，凝然有神，风姿绰绰，宛如“神仙中人”。词人既赞美了友道的风华正茂之容貌，又宣传了民族传统的审美观。须知真善美与假恶丑是在比较中而存在着。“琼林终自隔风尘，试看披鹤氅，仍是谪仙人”，进一步赞颂友道高洁超尘的风姿。这里连用三典。王戎之典，喻示友道“风尘外物”，“琼林”般的“神姿”；王恭之典，喻示友道“披鹤氅裘”，洁如鹤羽的“真神仙人”之气质；李白之典，喻示友道从仙界贬到人间，成为尘世不可企及的道人。尤其李白一典，用得精当。以典赞美友道之情，恰到好处。“风尘外物”，一尘不染，与世无争，是中国道人的美德，也是词人欲求又不可得的处世经文。或许这就是“谁道东阳都瘦损”而引起词人忧虑的真实缘由。

　　词的下片，警示友人保持真气，自爱自重，不要迷于美色。“省可清言挥玉鏖，直须保器全真”，全是魏晋士大夫关于老、庄守身思想的探讨。一派人是“清言”，并“挥玉麈”，自为清高荣光，风度翩翩，可谓“世界皆浊，唯我独清”；一派人是“省可清言”，“清言”伤“真”误事，可谓“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词人持后派之见，并以规劝道友休要清谈，不必“挥玉麈”，而要强健身体，保全真气，须知“真气”是道家思想之精髓。紧接着向友道提示：你是道人，“风流何似道家纯”。“风流”与“道家”水火不相容，“道在世外”。只因道家避世，超脱人生，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的原因。道人守道，保持真气，天经地义，没有什么“风流”韵事比得上道家的纯真气节。“不应同蜀客，惟爱卓文君”，最后向道友发出警告。词人一方面怀着遗憾的口吻，惋惜家乡人司马相如因文君而亡身，另一方面以此为镜警告友道不要蹈司马之覆辙贪色而丧命。或许友道不是英雄，就是平民道徒也得要过好美人关。

　　全词，运用了众多的史典，托出了词人于己于友以道治身的美好思想，道出了貌美身健与高洁脱俗、不为仕途所困扰的哲理关系。构思新奇，结构独特，语言中充满了道学色彩。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仕，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⑴？”其后子瞻通守余杭⑵，复移守胶西⑶，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⑷，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⑸，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秋来东阁凉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
困卧北窗呼不起，风吹松竹雨凄凄。

　　第一首是触景伤情，前两句是写景，后两句是抒情。前两句所写之景虽是徐州逍遥堂之景，却与十七年前他们在京师怀远驿所见之景酷似。苏轼《感旧诗》叙说：“嘉祐中予与子由同举制策，寓居怀远驿，时年二十六，而子由二十三耳。一日秋风起，雨作，中夜翛然（急速貌），始有感慨离合之意。”苏辙所说的共读韦苏州（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即在此时。《感旧诗》中又说：“自尔宦游四方，不相见者十尝七八。每夏秋之交，风雨作，木落草衰，辄凄然有此感。”这次逍遥堂的风雨声引起苏辙兄弟的“追感前约”，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次而已。秋风秋雨，一般给人以“凄然”之感，但这次给他们的却是“喜”，因为他们在“不见者七年”之后，总算“会宿逍遥堂”了。但这种“喜”又是“误喜”，是空欢喜，因为他们原来是“相约早退”，去过自由自在的闲居生活。而此时二人皆在做官，行动并不自由。虽对床夜语，仿佛“旧约”真的实现了；但不久就要“孤帆水驿”，再次离别：“贱仕迫程期，迁延防谴怒。”（《雨中陪子瞻同颜复长官送梁焘学士舟行汶上》）“不知”二字也用得妙，既是因“误喜”而暂忘“漂泊”，更是诗人对“误喜”的自嘲。暂时漂泊彭城，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喜的。

　　第二首是诗人想象自己离开徐州后苏轼的心情。首句“凉如水”既是写秋凉，也暗示了他离去后苏轼将很感孤独、清冷。次句化用“山公”山简事。山简官至尚书左仆射。他镇襄阳时，优游闲适，但是嗜好喝酒，一喝就喝到醉。（见《晋书·山简传》）苏轼常以山简自况，如“谁记山公醉夕阳”（《新葺小园》），苏辙这里也以山简比苏轼，说他离去后，兄长定很苦闷，只好以酒浇愁。第三句进一步补写苏轼的醉态，最后仍以凄风苦雨作结。全诗所写的秋凉如水，烂醉似泥，困卧不起，风雨凄凄，既造成了清冷的气氛，又突出了苏轼的苦闷，比第一首具有更浓厚的感伤色彩。

　　张耒评苏轼苏辙两人的诗风：“长公（苏轼）波涛万顷海，少公（苏辙）峭拔千寻麓。”（《赠李德载》）苏轼诗如大海怒涛，汹涌澎湃；苏辙诗如高山茂林，幽深峭峻。这两首诗也颇能代表苏辙的诗风，质朴自然，不事雕琢，清幽冷峻，有一唱三叹之致。

参考资料：

　　此诗表达了作者对汉隐士严子陵的崇敬之情，作品主要对为名缰利索所羁的世人作了形象的刻画。诗人承认自己挣脱不开名缰利索，同时也是不愿为名缰利索所羁。

　　前两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巨舰”指得是向往财富极力去获取财富的人。“扁舟”指通过结交认识权贵从而获取名利的人。这两句渲染追名逐利的凡夫俗子的多和繁忙。无论是为利，或者是为名，皆是一些向往钱财和权力的唯利是图的人，与隐者严子陵不为名利的高尚品德相违背，从而表现出隐者严子陵不图名利的高尚品格。

　　后两句“往来有婉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先生德”指严子陵不图名利，在钓台隐居的高尚品德。句中使用了“用典”的手法，引用严子陵过钓台的典故，从而突出严子陵的淡泊不仕的情操。

　　一二句“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对三四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起到了反衬作用，并描绘出当时社会追逐名利的现象。

　　全诗通过一二句和三四句的对比道出了诗人自己挣脱不开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同时也是不愿为追求名利贪图钱财的社会所束缚，体现出诗人洁身自好，不图名利的情操。

参考资料：

　　这是用绝句形式写的读后感兼咏史诗。这类诗最重的是要有创见，富有新意。

　　不少唐人以杨玉环之死写过诗，白居易的《长恨歌》最为著名，白乐天写这首诗时并不乐天，题目中的“恨”字足可说明一切。李商隐的《马嵬》也很有名，批判的矛头直指李隆基，“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讽刺挖苦的味道相当明显。郑畋《马嵬坡》中“景阳宫井又何人”，以陈后主和张丽华比李隆基和杨玉环，隐含讥刺。还有杜甫的“中自诛褒妲”，刘禹锡的“天子舍妖姬”等，含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念。李靓的这首绝句立意不但新，而且高，可以说超过了前人。

　　诗的前两句是对《长恨歌》中所述的事加以概括，抽取其中的一个片断：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艰难行程中，“霪雨霏霏，连月不开”，李隆基“夜雨闻铃断肠声”，写成《雨霖铃曲》以寄恨。这就为后面的议论定下了基调——在“渔阳鼙鼓动地来”时，唐军节节败退，安禄山“径截辎重，横攻士卒”，官军则“都尉新降，将军覆没。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窟。”这一切李隆基想过了吗？

　　后两句议论警策，有春秋笔法。诗人同情的不是“宛转娥眉马前死”，一妃之死，何足道哉，何必为之鸣不平呢？那“尸骸遍野”，“骨暴沙砾”的阵亡将士们，“精魂何依”？那个昏君李隆基却根本没有想到，即使想到，也是一点都不会动心，因为他唯一感到痛心并为之“倍沾襟”的是“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杨妃。连六军生死，国家兴亡都不过问，只念念不忘“回眸一笑百媚生”的亡妃，如此帝王，何许人也，还用诗人多说吗？全诗到此嘎然而止，“含有余不尽之意”在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