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读

莲花莲叶柳塘西，疏雨疏风斜照低。
竹箨冠轻容雪鬓，桃枝杖滑困春泥。
垂虹疑饮双溪水，砌草新添一寸荑。
不拟孤山闲放鹤，鹁鸠恰恰向人啼。

　　该作一开始，以赋笔展示了诗人的登高赋诗。这里的“蒹葭”出自《诗经·蒹葭》，诗人借此透露出他对“潇湘一涯”的深深怀念。至于“云麓”、“岸峰”，则以优美的笔调，工整而又对仗地写出诗人对眼前景色的感观。乍一看它是顺“南望”而展开，其实在它的背后，包含着一层更深的含义。从历史上看，自从南京弘光倾覆之后，明“唐王”在黄道周、郑成功父子的拥戴下，于福州继皇帝位，改元隆武。明“鲁王”在张国维等的拥戴下，也在浙江绍兴“监国”。在东南一隅，同时出现了两个明朝皇帝，这也就是诗的颈联所说的“双飞日月”。显然，诗人“南望”而浮现在眼前的，更是一种情绪、一种感觉，一种对隐藏在海雾、丹崖背后的那两个抗清政府的深深眷恋。明白了上述含义，“双飞日月”、“半缺山河”也显得容易理解了。在“神骏”、“女娲”的背后，分明寄托着诗人最良好的愿望和深深的祝愿。

　　诗的尾联，则是抒发深深的感慨。曾几何时，面对清人“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暴行，陈子龙等“复社”中坚，曾揭竿而起，领导、发动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江南抗清起义。可是，由于起义缺乏统一的指挥，各地义军先后被清军击破。曾经飘扬过抗清旗帜的松江城。最后也终于陷落。诗人虽侥幸逃脱，面对亲朋好友纷纷遇难、面对敌人烧杀掳掠，他的心情，自也可以想象。诗中“屠龙”，正是流露出这样一种情绪。诗人借助《庄子》中的典故，把自己曾费尽心血，学会了“屠龙”本领，可是到头来，面对血雨腥风却一筹莫展的那种失望，表现了出来。当然，尽管如此，诗人并不就此消沉。结句的“剑锋腾踏”，诗人借助自己手中的宝剑所表现的那份躁动与闪闪寒光，披露出他急于重新投入战斗的决心。

　　总之，这是一支英雄的悲歌。它是诗人面对惨淡的局势，而发出的出自内心的呼唤。字时行间，流露出他对南方小朝廷的深深祝福，同时也表现出壮志难酬、壮心不已的那种慷慨与悲凉。

　　该诗虚实结合，所谓“实”，即诗人从登楼所见写起，“樽酒赋诗”“望潇湘”，见“青海雾”“赤城霞”等，都是写眼前人事与景物，都是实写；所谓“虚”，作者亟待女娲补天之手来力挽狂澜，以及他回想自己空有屠龙之术难以施展，但仍然要拔剑起舞等，都是虚写。

参考资料：

　　明末的诗人，生逢异族入侵之时，面临国破家亡的严重威胁，凡有点民族感情的，都该有志可抒，有情可表。然而，怎样下笔成诗，如何抒情达意，却也有高下之分。 　

　　怀古诗不同于咏史诗那样歌咏史实或以诗论史，而是重在抒写诗人由古人古事所触发的思想感情，即所谓“言近旨远”。此诗前二句托物言志，以并刀夜鸣写出报国的志向，后二句即景抒倩，从眼中所见易水实景，引出对国事的无限隐忧。全诗运思深沉，情怀激荡，苍凉悲壮，可入司空图《诗品》所言“悲概”一类。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

　　诗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志由物显，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虽壮怀激烈，但不是架空高论，粗犷叫器。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比，感叹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情因景生，忧世忧时之情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显然是为了说明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可怜”一词，仿佛是为荆卿惋惜，其实，是为了抒发那种知音难觅、报国无门的愤懑。在荆轲活着的年代，对强敌的怒火，可以“指冠”，可以“嗔目”；诗人却只能用“可怜”来表达英雄失路的悲哀，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由易水故事，想到目前女真入侵，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全诗悲壮慷慨，苍凉沉痛，表现了作者崇高的民族气节。这首诗怀古感今，明朗显豁，语言流畅，把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抒情融于深沉的咏史之中，洋溢着磊落不平之气。这种忧国忧民、悲壮忧郁的诗格，正是晚明爱国诗作的主旋律。

参考资料：

　　此词写离别之苦。

　　上阕连用花、莺、芭蕉、杨柳、雨、相思树六种物事作渲染、衬托，以柳“丝”谐情“思”，并引进凄婉的爱情传说，表达双方情谊之深，抒发不忍离别的感情。“芭蕉心一寸，杨柳思千缕”与“百杯桑落酒，三叠阳关句”两联警绝，把饯别时的景色场面与情感交融在一起。一、千、百、三等数量词反复出现，既表现出情绪的激烈，而又变化错落，灵动自如。

　　下阕则将时间前拉后伸，见前欢不可再，后会亦无期，从而将这次离别的苦楚，放大到整个人生，整个今古。“百杯”句，即“劝君更进”之意，劝酒以表关切，“三叠”句，即吟诗或作诗以赠别。末尾二句言反复叙别，尚未尽达其情，月已出，潮亦生，船就要开走了。“月明潮上迷津渚”七字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体，寄情于景，以景结篇，而又遥应开头，颇为巧妙。

参考资料：

　　《易》之《泰》：“上下交而上志同。”上《否》曰：“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盖上之情达于下，下之情达于上，上下一体，所以为“泰”。下之情壅阏而不得上闻，上下间隔，虽有国而无国矣，所以为“否”也。

　　交则泰，不交则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见，止于视朝数刻；上下之间，章奏批答相关接，刑名法度相维持而已。非独沿袭故事，亦上地势使然。何也？国家常朝于奉天门，未尝一日废，可谓勤矣。然堂陛悬绝，威仪赫奕，御史纠仪，鸿胪举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视之，谢恩见辞，湍湍而退，上何尝治一事，下何尝进一言哉？此无他，地势悬绝，所谓堂上远于万里，虽欲言无由言也。

　　愚以为欲上下之交，莫若复古内朝之法。盖周之时有三朝：库门之外为正朝，询谋大臣在焉；路门之外为治朝，日视朝在焉；路门之内为内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视朝，退视路寝听政。” 盖视朝而见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听政而视路寝，所以通远近之情。汉制：大司马、左右前后将军、侍中、散骑诸吏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为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门曰承天，元正、冬至受万国之朝贡，则御焉，盖古之外朝也。上北曰太极门，上西曰太极殿，朔、望则坐而视朝，盖古之正朝也。又北曰两仪殿，常日听朝而视事，盖古之内朝也。宋时常朝则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则垂拱殿，正旦、冬至、圣节称贺则大庆殿，赐宴则紫宸殿或集英殿，试进士则崇政殿。侍从以下，五日一员上殿，谓之轮对，则必入陈时政利害。内殿引见，亦或赐坐，或免穿靴，盖亦有三朝之遗意焉。盖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象太极也；外朝，象天市也；内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国朝圣节、冬至、正旦大朝则会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日则奉天门，即古之外朝也。而内朝独缺。然非缺也，华盖、谨身、武英等殿，岂非内朝之遗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刘基，永乐以来如杨士奇、杨荣等，日侍左右，大臣蹇义、夏元吉等，常奏对便殿。于斯时也，岂有壅隔之患哉？今内朝未复，临御常朝之后，人臣无复进见，三殿高閟，鲜或窥焉。故上下之情，壅而不通；天下之弊，由是而积。孝宗晚年，深感有慨于斯，屡召大臣于便殿，讲论天下事。方将有为，而民之无禄，不及睹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为恨矣。

　　惟陛下远法圣祖，近法孝宗，尽铲近世壅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华、武英二殿，仿古内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起居，侍从、台谏各一员上殿轮对；诸司有事咨决，上据所见决之，有难决者，与大臣面议之；不时引见群臣，凡谢恩辞见之类，皆得上殿陈奏。虚心而问之，和颜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尽。陛下虽身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灿然毕陈于前。外朝所以正上下之分，内朝所以通远近之情。如此，岂有近时壅隔之弊哉？唐、虞之时，明目达聪，嘉言罔伏，野无遗贤，亦不过是而已。

　　明朝到了中叶,武宗朱厚照,昏庸无道,只知淫乐嬉游,不过问政事,的接见群臣,国家大事都由宦官刘瑾、谷大用等决定。针对这一情况，王鏊写了本文上奏武宗。文中尖锐地指出上下间隔不通的危害，切中时弊。然而，他提出的恢复内朝亲政的办法没有被采纳。武宗以后，皇帝吏加亲信宦官，政治更加腐败，明朝终于走向灭亡的道路。

　　文章引经据史，条理分明，文字朴实无华，但颇有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