梧桐叶上三更雨，叶叶声声是别离。

　　孙竞称周紫芝的《竹坡词》“清丽婉曲”。这首《鹧鸪天》可以安得上这个评语。词中以今昔对比、悲喜交杂、委婉曲折而又缠绵含蓄的手法写雨夜怀人的别情。上片首两句写室内一灯荧荧，灯油将尽而灯光转为暗红，虽说是乍凉天气未寒时，但那凄清的气氛已充溢在画屏帏幕之间。这里从词人的视觉转到身上的感觉，将夜深、灯暗而又清冷的秋夜景况渲染托出。

　　“梧桐”二句，写出词人的听觉，点出“三更秋雨”这个特定环境；此系化用温庭筠《更漏子》下片词意：“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温词直接写雨声，间接写人，这首词亦复如此。这秋夜无寐所感受到的别离之悲，以雨滴梧桐的音响来暗示，能使人物在特定环境中的感受更富感染力量。所谓“叶叶声声是别离”，与欧阳修的“夜深风竹敲秋韵，万叶千声皆是恨”（《玉楼春》）异曲同工，都是借情感对声音的反应表达由此构成的心理影响。那“空阶滴到明”和“叶叶声声是别离”，同样都是为了更深入地刻绘出别离所带来的悲苦心情。

　　换头“调宝瑟”三句展开回忆，犹记当年两人相对而坐，伊人轻轻调弄弦索，自己则拨动着金猊炉中的香灰。两人低声唱起那首鹧鸪词，乐声悦耳，歌声赏心；这恐怕是聚首期间最难忘的一幕了。联系着这段美妙往事的纽带是这支鹧鸪词，仍然是音响，不过这是回忆中的歌声和乐曲声，并非现实中的秋雨声。下片回忆中的欢乐之音与上片离别后的凄凉雨声，构成昔欢今悲的鲜明对照，真是袅袅余音只能引起悠悠长恨了。

　　结末“如今”两句，是使词意转折而又深化的着力之笔。“如今”两字，由“那时”折回眼前。那时同唱小调，如今却独居西楼，唯闻风声萧萧，雨声滴滴；“不听清歌也泪垂”，以未定语气呼应上片末句，显示了词人心头的波涛起伏；自从别离以后，经常闻歌而引起怀人的伤感，记忆中的美妙歌声无时不萦回耳际，而在今夜那风雨凄凄、“万叶千声皆是恨”的情况下，即使不听清歌也就足以使人泪下而不能自止了。这里转折词意，也是为深化词意，暗示出从曲终人不见、闻歌倍怀人到不听清歌亦伤神的内心感情变化，以悬念方式道出对伊人的情之深，思之切。

　　周紫芝在另一首《鹧鸪天》词的小序里指出：“予少时酷喜小晏词，故其所作，时有似其体制者。”可以拿晏几道的《鹧鸪天》来作一比较：“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拚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是梦中。”上片写昔年相逢于豪筵之前，下片叙别后思念。末两句先直说今夜重逢，本为久别再见，应该十分欢欣，只因以往失望次数太多，反而相对而不敢相信。一个“恐”字，转折词意，把惊喜怀疑的神情表现无遗，不仅道出相逢前相思之苦，而且通过疑真为梦，反映了目前的相逢之乐更是不同寻常。这种写法是直说而仍有转折，有感情起伏。

　　两者相比，这首词所采用的手法，如昔与今、喜与悲、正面说与反面说等等手法，做到委婉曲折而又含蓄深沉，确乎从小晏词变化而来。特别是末尾两句，以“如今”作为“昔与今、喜与悲”的转折词，以否定语气点出别离之苦，再相见之难，较直说更易引人深思。

　　“人生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是白居易为妇女呐喊不平的名句，表现了诗人对封建时代下层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在这首原调《浪淘沙》小词中，他又通过对一位思妇复杂微妙的内心矛盾的描绘，真实地表现了妇女对爱情的忠贞和悲惨的境遇。

　　发端二句，劈空发问：“借问江潮与海水，何似君情与妾心？”以水喻情，此为古诗所常见。在人们看来，汹涌澎湃而来去倏忽的潮水，与负心汉那狂热似火却须臾即逝的短暂之情多么相似；而那浩瀚永恒的大海，则正如痴情女那缠绵忠贞的爱的胸怀。可是，诗人笔下这位女子对此却不以为然，予以否定。在她眼中，江潮海水哪能与郎情己意相比呢？此言与众不同，一反常理，而反问句式更强调其意。一下紧扣人心，感到新颖奇特，不知何故：是水长情短，还是情深于水？急于得知答案。这样就为下文的申说发挥作好有力的铺垫。

　　紧承此意，转句即申说其由。“相恨不如潮有信”，以君、潮相比。潮水已是变化不定的了，但潮涨潮落，毕竟还有其定时，而君之离去，渺无归期，可见君不如潮，对比之下，更衬出君之薄情，令人相恨。同时，诗人在此化用了李益《江南曲》诗意：“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从而暗示出这是一位“老大嫁作商人妇”的不幸女子，这种情况在中唐时极为常见。当时官府重商弃农，盐商和珠宝大贾成为一个特殊阶层，“姓名不在县籍中”，“不属州县属天子”，他们牟取暴利，生活豪奢，玩弄妇女，喜新厌旧，自然谈不上什么爱情专一。“商人重利轻离别”、“日日逐利西复东”，故商人妇便更要常受“来去江口守空船”之苦。了解这一背景可更深一层地理解此句之意。

　　既然君不如潮，则水就不似君情。意思本已很明白，似可就此住笔。然诗人意犹未尽，却翻空出奇，推出“相思始觉海非深”的妙句作结。短短七字，寓意深长，耐人寻味。首先，它在上句君情潮水相比君不如潮的基础之上，再分别从情与水两方面加以延伸，将妾心与海水相比，谓妾心深于海。同与水比，或不及，或过之，已自见出高下。而这两组对比又通过潮不如海这客观差异而相联系，使君情与妾心之间形成更鲜明突出的反差。可谓匠心独运，出人意料，极为夸张而形象地渲染出君之负心与妾之痴情，起到了进一步深化主题的艺术效果。其次，“相思”与上句“相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还巧妙地给我们展示出思妇那复杂微妙的心理。她既恨君不如潮，却又非李益笔下那位意欲“嫁与弄潮儿”的妇女一样泼辣决绝。而是相恨又无奈，恨罢仍相思，思与恨交织融合，难以区分。这种矛盾心理，一方面有助于突出其忠贞不渝，情深于海；另一方面也更真实地反映出封建社会下层妇女孤立无援的不幸命运和深受残害的悲剧性格，因而更具有普遍的典型意义。在当时的罪恶制度下，她们除了默默的忍耐、无望的期待之外，没有其它的选择。故作者所揭示的思妇心理，不仅有对负心汉的谴责，也暗含对黑暗现实的讽谕。第三，“始觉”二字，说明君之薄幸、妾之深情都是在痛苦相思之中悟出，同时还照应了上联，说明那异于常理之问并非来无端绪，而正是相思女子久经失望折磨后之体验所得。这样，便充分地传达出无比深切的酸楚，凄婉动人。

　　由此可见，白居易诗并非只是如前人所批评的那样直露无隐。这首小词既借鉴民歌常见表现手法，质朴明快，天然无饰，而又言简意赅，细腻而生动地表现出一位与琵琶女身世相同的思妇的复杂矛盾心理。含蓄深婉，怨而不怒，堪称民间词与文人词结合的典范。

　　“昔人怀井邑，为有挂冠期。顾我飘蓬者，长随泛梗移。”诗的前四句用对比的手法，抒写自己飘泊宦游，功业未就的悲叹。“挂冠”，本指指辞官，但这里的挂冠当指致仕返乡，此据上下诗意可知。后二句笔锋一转，感叹自己的仕宦未遇。诗人以飞转的蓬草和浮在水面的树梗自喻，抒写飘泊之感，十分形象。

　　“越吟因病感，潘鬓入愁悲。”这两句诗用了两个典故：“越吟”“潘鬓”来说明自己年来多病，经常引起思乡之情；鬓发早斑，功业未遂，更加感到失意的悲叹。“北指邯郸道，应无归去期。”邯郸，战国时为赵国都城，而李德裕的家乡赵郡战国时属赵，秦为邯郸郡地，诗中即以邯郸道代指通向家乡赵郡的道路。从“应无归去期”这句看，作者当是马上又要离开家乡，而且此去前途未卜，不知何日能够壮志实现，功成名就，荣归故里。

　　这首诗在写法上独具特色。开头二句为立论的大前提，作者认为思乡之情，人皆有之。但历观古志士仁人的挂冠归乡，都是在功业成就之后。从而领起以下六句，反衬自己长期宦游各地不得返乡；今虽暂得归乡，而因职事在身，功业未遂，仍不能如古志士仁人的荣归故里的遭际，内在逻辑十分严谨。通读全诗，虽多飘泊失意之叹，但仍然不乏对仕途的热切追求，表现出不做出一番事业就不返乡的进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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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中”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城西二十里，诸葛亮曾隐居于此。见《三国志》本传南朝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词人家在兴国（今湖北阳新一带），可能曾有过过隆中而造访诸葛亮故里的经历。“桑柘”二句对仗，写哲人已杳，但见桑柘偎倚在斜阳里，禾黍颤粟于秋风中。夕阳西下的一日之暮，秋风悲鸣的一岁之暮。由于此篇所写的乃是一位赍志以殁的英雄，故开局便以这日暮、岁暮之时的萧瑟景象起篇，渲染悲剧气氛。过英雄故里，人虽不可得而见，其事迹则彪炳于史册。故以下即切入正题，追寻斯人一生之出处大节。

　　“世若”三句，先叙诸葛亮得以登上历史舞台的契机，言当世若无徐庶辈相为汲引，诸葛亮难免会被埋没。“本计”四句，则高度概括诸葛亮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自“隆中对策”一直写到“六出祁山”。传载刘备亲访诸葛亮，请其出山时，曾询以天下大计，亮对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不可与其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民附，贤能为用，可以之为援而不可图。惟有夺取荆、益二州，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等少族，外结好于孙权，内修齐于政治。如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率荆州之军直指宛（今河南南阳）、洛（今洛阳），将军（谓刘备）亲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庶几霸业可成，汉室可兴。“东荆西益，观变取奇功”，这便是诸葛亮初步战略计划。“赤壁大战”后，刘备得到了荆州；继而又挥师入川，从刘璋手里夺取了益州之地，实现了诸葛亮战略设想的前半部分，形势一度对蜀汉十分有利。可惜由于荆州方面军的统帅关羽在外交和军事上一系列的失误，荆州被孙权袭取，致使北伐的通道只剩下川、陕一路；而“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白《蜀道难》），军粮转运不及，故刘备死后，诸葛亮屡出祁山伐魏，都劳而无功。“转尽青天粟，无路能通。”这种局面实为诸葛亮无助之力。此二句是对上二句的转折，行文中省略了“孰知”二字，亦属贺铸《伴云来》一词中同类的“关照省略”，应对照上文“本计”二字自行补出。

　　换头三句，写诸葛亮之死。此处打破了传统的过片成法，文义紧接上片，使前后阕粘合为一。因“转粟难通”，乃有“杂耕渭上”之举。公元234年（蜀汉后主建兴十二年）春，诸葛亮的最后一次北伐，据武功五丈原（今陕西岐山县南）与魏将司马懿对垒。魏军坚壁不出，亮即分兵屯田于渭水之滨，和当地居民杂处而耕，作为久驻之计。鉴于他在军事实践中摸索出了这一系列切实可行的作法。北伐开始有了成功的希望。遗憾的是，“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庾信《哀江南赋》），同年秋，诸葛亮不幸病死于军中，一切希望都化作了泡影。

　　以下二句，继而叙述诸葛亮之死后造成的直接历史后果。“一曹三马”，“曹”当作“槽”。《晋书·宣帝纪》载曹操梦三马同食一槽。自魏齐王曹芳，司马懿与二子司马师、司马昭相继执掌魏国军政大权，诛杀异已，孤立曹氏。至昭子司马炎时，竟篡魏自立，改国号为“晋”。曹操之梦，果然应验。此事虽荒诞不经，但后世屡用为故实。二句谓诸葛亮一死，再也无人能够扫平曹魏，复兴汉室，而使司马氏集团如蛟龙之逢云雨，顺顺当当地发展壮大，灭蜀、篡魏、平吴，建立了统一的晋王朝。

　　然而尽管斯人“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蜀相》），英雄却未可以成败作论。建兴五年，诸葛亮率诸军北驻汉中，将出师北伐，临行曾上疏刘禅，反复劝勉他继承先主遗志，亲贤臣，远小人，并陈述自己对蜀汉的忠诚及北取中原、复兴汉室的决心。这就是气冲牛斗、光照乾坤的《出师表》写得忠爱剀切，历来为爱国的志士仁人所推崇。斯人也，有斯文在，可以不朽矣！“看璀璨”二句，命意在此。最后，即于千百万敬仰诸葛亮的志士仁人中拈出一位杰出的代表——杜甫，结束全篇。“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曾于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避难入蜀，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营构草堂，前后居住长达三年之久，故以“草堂翁”命名。他游成都武侯庙时，饱蘸浓墨，满怀激情地写下了吊诸葛亮的著名诗篇《蜀相》。千古名相，又得千古诗圣为作此千古绝唱，九泉之下，亦当含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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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恬然自乐的田家暮归图，虽都是平常事物，却表现出诗人高超的写景技巧。全诗以朴素的白描手法，写出了人与物皆有所归的景像，映衬出诗人的心情，抒发了诗人渴望有所归，羡慕平静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心情，流露出诗人在官场的孤苦、郁闷。全诗不事雕绘，纯用白描，自然清新，诗意盎然。

　　诗的核心是一个“归”字。诗人一开头，首先描写夕阳斜照村落的景象，渲染暮色苍茫的浓烈气氛，作为总背景，统摄全篇。接着，诗人一笔就落到“归”字上，描绘了牛羊徐徐归村的情景，很像是《诗经》里的几句诗：“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人痴情地目送牛羊归村，直至没入深巷。就在这时，诗人看到了更为动人的情景：柴门外，一位慈祥的老人拄着拐杖，正迎候着放牧归来的小孩。这种朴素的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深情，感染了诗人，似乎也分享到了牧童归家的乐趣。顿时间，诗人感到这田野上的一切生命，在这黄昏时节，似乎都在思归。麦地里的野鸡叫得多动情啊，那是在呼唤自己的配偶；桑林里的桑叶已所剩无几，蚕儿开始吐丝作茧，营就自己的安乐窝，找到自己的归宿了。田野上，农夫们三三两两，扛着锄头下地归来，在田间小道上偶然相遇，亲切絮语，简直有点乐而忘归呢。诗人目睹这一切，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和身世，十分感慨。自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宰相张九龄被排挤出朝廷之后，王维深感政治上失去依傍，进退两难。在这种心绪下诗人来到原野，看到人皆有所归，唯独自己尚旁徨中路，不能不既羡慕又惆怅。所以诗人感慨系之地说：“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此诗经“即此”一点化，不仅此前所写之景皆成情语，而且景情契合无间，浑然一体，画龙点睛式地揭示了主题。“此”乃此前的流水账式的描写和概括，也就是“此”引发了诗人对“闲适”的羡慕之情。其实，农夫们并不闲逸。但诗人觉得和自己担惊受怕的官场生活相比，农夫们安然得多，自在得多，故有闲逸之感。《式微》诗中反复咏叹：“式微，式微，胡不归？”诗人借以抒发自己急欲归隐田园的心情，不仅在意境上与首句“斜阳照墟落”相照映，而且在内容上也落在“归”字上，使写景与抒情契合无间，浑然一体，画龙点睛式地揭示了主题。前面写了那么多的“归”，实际上都是反衬，以人皆有所归，反衬自己独无所归；以人皆归得及时、亲切、惬意，反衬自己归隐太迟以及自己混迹官场的孤单、苦闷。这最后一句是全诗的重心和灵魂。如果以为诗人的本意就在于完成那幅田家晚归图，这就失之于肤浅了。

　　这首诗绝大部分的篇幅是在写农村和农民，然而，诗人还是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顶多只是寻得了一种借题发挥的缘起。王维丰裕的经济地位，且仕且隐的名士风度，及其绝对占上风的庄禅思想的支配，使他绝不会像陶渊明那样贴近田园而做自食其力的耕作，他的感触和体验是隐士的而非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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