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水时至，百川灌河。

　　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 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曰：“野语有之曰：‘闻道百，以为莫己若’者，我之谓也。且夫我尝闻少仲尼之闻，而轻伯夷之义者，始吾弗信，今吾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时止而不盈；尾闾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五帝之所连，三王之所争，仁人之所忧，任士之所劳，尽此矣！伯夷辞之以为名，仲尼语之以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尔向之自多于水乎？”

　　本文节选自《庄子・秋水》。庄子(前389?―前286?),战国时宋国人,思想家,庄子和老子同属道家学派,合称“老庄”。

　　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变草的时代,应子对当时的兼并战争、剥削压迫乃至“人为物役”等现象极端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无可奈何中,他只希望在黑暗的社会中生活得愉快,能够顺其自然,得尽天年。于是,他以“道”为师,企图通过“心斋”、“坐忘”等方式与“道”融为一体,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无差别境界,而获得“逍遥游”,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庄子《秋水》本义是讨论价值判断的相对性,我们现在可以视之为相对独立的一篇选文,而给予积极的解释,获得新的启迪。《秋水》篇的主体部分是河伯与北海若的七番对话,本文只节选了其中的第一部分。

　　本文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自然段),导论,写河伯观念的变化。初与百川比,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认为自己是天下最大的了。后与北海若比,河伯才知自己并非天下最大,引出与北海若的对话。

　　第二部分(第二自然段),本论,写北海若的观点: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可自多的。北海若的这段对话可分四层:第一层“曲士不可语道”,而河伯观于大海,已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因而“可与语大理矣”。第二层“天下之水,莫大于海”,“而吾未尝以此自多”,为什么呢?因为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海比河大,却比天小,所以没什么可自多的。第三层进一步阐述说明大小、多少都是相对的:四海和天地比,四海小;中国和海内比,中国小;人和万物与九州比,人都是小的。第四层所谓五帝、三王、仁人、任士所从事的事业都不过是“毫末”,伯夷辞让周王授予的职位,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孔子谈论“仁”、“礼”,也都是“毫末”。伯夷为名,孔子为博,都是自多,都是错的。

　　本文是一篇以对话方式展开说理的论说文。在整体构思上,本文通篇采用寓言形式说理。作者虚构了一个河伯与北海若对话的寓言故事,通过两个神话人物的对话来展开说理、阐明观点,极大地增强了文章的文学性。《庄子》散文在先秦散文中最富于浪漫色彩。

　　论证上,多用形象比喻说明抽象道理,用比喻说理多是由个别到个别的比较论证法。运用比较论证法中,又包含性质相似的类比论证法,如“拘于虚”之井蛙、“笃于时”之夏虫与“束于教”之曲士之间的比较,便是类比论证;还包含性质相反的对比论证法,如“束于教”之“曲士”与“观于大海”,已知己丑、可与语大理的河伯之间的比较,便是对比论证。

　　这首词用古今对比的方式，写当年繁华的景阳宫殿，而今是衰柳凄迷，月照残红，虫蛀画栋，杳无人迹，一片荒凉的景象，唯有双飞燕子，依旧翩翩飞舞。作品透露出今昔盛衰、人生凄凉的深沉伤感。

　　陈子龙的词婉丽风流，独具神韵，无论叙私情，还是言国事，都“以浓艳之笔，传凄婉之神”（陈延焯《白雨斋词话》）。这首《山花子》词就是一首凄丽悲婉的佳作。词题为“春恨”，但非关春情，也非关春光，而是以眼前的春色为契机，发抒悲怀故国的一腔遗恨。

　　上片从残春的景象入笔，自然引发一脉凄婉的伤逝情愫。

　　“杨柳迷离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开篇两句，呈现了四种意象——弥漫的晓雾，迷离的杨柳，零落的杏花，凄清的钟声，酿造了一种残败清冷的氛围。这是残春的景象，令人仆恓惶惆怅。五更钟，用语本于李商隐《无题》“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这里暗用宋朝灭亡的旧典。《宋史·五行志》载，宋初有“寒在五更头”的民谣，“五更”谐音“五庚”，预兆宋朝的国祚在第五个庚申之后终止。宋太祖立国于公元960年（建降元年庚申），到 公园1259（理宗开庆元年）正好为五个庚申。果然，二十年后，宋朝就宣告灭亡。如今，这五更的钟声响起，不啻如一声声家破国亡的丧音，敲打着词人忧伤的心灵。

　　下面“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两句，又以冷月、旧宫、残花三种意象，进一步渲染寂寞、凄凉的景况。“景阳宫”，即景阳殿，是南朝陈的宫殿，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公元589年（祯明三年），隋军南下过江，攻占台城（故址在今南京市北玄武湖畔一带)，陈后主闻讯，即与妃子张丽华投景阳宫井藏匿，至夜，被隋军擒获。

　　明朝和陈朝都建都南京。这里是用象征陈朝段灭的景阳宫旧事影射明朝的亡国。曾经照彻陈朝景阳宫殿、目睹过陈后主投井被擒一幕的明月，如今宛如深邃明睿的见证人，冷峻地观照着明朝灭亡后的惨淡景象——暮春的红花在寂寞中纷纷凋残，意味颇为深长。

　　下片切入人事沧桑，抒写凭吊故国的感伤。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过片两句承袭上片意脉，呈示一派亡国的衰败景象。《罗浮山志》载有葛洪成仙，遗衣化为彩蝶的故事。“蝶化彩衣金缕尽”用其事，意谓明朝的皇族贵胄死后，五彩的遗衣化作了蝴蝶，连金丝缕也销蚀殆尽，早已失去帝王家的气象。昔日的皇官，玉宇琼楼早已朽蚀一空，剥落的画粉飞飞扬扬，只留下萧瑟悲凉之景。这虫蚀楼空的意象，正是奸佞卖国的象征。

　　“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结拍两句，看似描绘燕舞东风的春景，实则以燕子的无情隐喻降清旧臣的无义，揭示出他们卖身求荣的丑恶嘴脸。他们恍如翩翩起舞的燕子春风得意，毫无亡国的悲恸。这两句含意隐曲，但透过言表，并不难感受到词人的义慨和愤懑。

　　清陈廷焯评此词说：“凄丽近南唐二主，词意亦哀以思矣！”（《白雨斋词话》），并以“凄丽”二字概括此词特征，指出这首词凄清婉丽的风格与南唐二主李璟、李煜相近；“哀以思，则揭橥这首词的内蕴以哀恸悲思故国为指归，黍离麦秀之悲，家国身世之恨，久久翻腾在胸中，发而为词，便成哀惋清丽的绝唱。”如果说，南唐后主李煜的“哀以思”，主要是哀悼失去的天堂，追思旧日的荣华富贵，那么，陈子龙的“哀以思”则更多地是哀痛故国的覆亡，沉思亡明的教训。一是亡国亡家的君主，一是图谋恢复的志士，显然，后者的作品更富思想的深度。清沈雄谓：“大樽(陈子龙号)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色与节义相符者，乃《湘真》一集，风流婉丽如此！”（《古今词话·词评》）凄丽的外壳包蕴着哀以思的崇高节义，如此解读这首《山花子》词，方不辜负词人的苦心孤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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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七言古诗写少年冶游情景，是李白初下江南时候的生活写照。全诗节奏明快，情绪高越，细节明晰，歌唱性极强。

　　此诗先写“蒲萄酒”“金叵罗”“玳瑁筵”“芙蓉帐”，其物色华贵精美绝伦。然后女主人公登场。芳龄十五，骑一匹小马。以“细”指“小”，至今粤语犹然。“驮”字好，坐非正坐，开启了漫不经心模式。“道字不正娇唱歌”，是女主人公无目的性地任意挥发。是因为她是吴姬，不能说洛阳正音，才“道字不正”呢，还是她有意来一番个人演绎，将一首熟悉的歌儿唱出陌生化的新奇感呢？李白是深谙此中秘诀的，他明白这是撒娇，发嗲。在另一首写给金陵女子的诗中他也说：“楚歌吴语娇不成，似能未能最有情。”不要太认真，不要卖弄，有本事最好藏起来，技艺在纯熟与生疏之间，态度在迎合与超然之间，这才是“娇唱歌”，“娇不成”也“最有情”。十五岁的吴姬真不简单，她已经掌握了人情与歌艺的精髓：似能未能，大巧若拙。此诗写吴姬着笔不多，但其天生丽质，音容笑貌，一览无余，很可见出李白刻画人物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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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犹早”是说春天刚到，虽然阳光还较微弱，但风已变得柔和，不象冬天那样刚猛，天气已渐渐暖和起来。南方早春人们换著夹衫，欣喜万分。三、四两句接写昼寝醒后。“觉微寒是因为刚刚”睡起“，仍扣早春。鬓发上插戴的梅花已经残落。冬去春风闲适恬静，情绪基调是欢欣的。

　　下片转写思乡，情调突变。“故乡何处是”不仅言故乡邈远难归，而且还含着“望乡”的动作，也就是说，白天黑夜，作者不知多少次引颈北向，遥望故乡。“忘了除非醉”，平白如话，却极深刻沉痛。借酒浇愁，说明只有醉乡中才能把故乡忘掉，清醒时则无时无刻不思念故乡。“忘”正好表明不能忘。这里正话反说加一层转折，把此意表现得更加强烈：正因为思乡之情把作者折磨得无法忍受，所以只有借醉酒把它暂时忘却，可见它已强烈到何种程度。而作者之所以会有“忘”的念头和举动，不仅是为了暂时摆脱思乡之苦，还同回乡几乎无望有关：如果回归有期，那就存有希望，不会想到把它忘掉；惟其回乡无望，念之徒增痛苦，才觉得不如忘却。真是不敢想却又不能不想，想忘偏又记起。这种思想矛盾和精神痛苦，循环往复，不会完结。结尾二句具体描写上句的“醉” 字。“沉水”即沉香的别称，是一种名贵的熏香。睡卧时所烧的熏香已经燃尽，香气已经消散，说明已过了长长一段时间，但作者的酒还未醒，可见醉得深沉；醉深说明愁重，愁重表明思乡之强烈。末句重用“消” 字，句调圆转轻灵，而词意却极沉痛。不直接说愁，说思乡，而说酒，说熏香，词意含蓄隽永。清照生当宋金对峙之际，她主张抗战，切望收复失地，对故乡的刻骨怀念，即包含着对占领故乡的金国统治者的愤恨，对因循苟且、不思收复失地的南宋统治者的谴责，渗透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

　　这首《病起》写病后的感受，极尽困蹇之苦况，然于极悲痛怨愁之中，诗人又吐出极旷达之语。诗质朴无华，沉郁顿挫，诗内满含作者凄苦之情，这也是在无可奈何悲愁中的真情苦吟，是一首内涵深蕴的五律代表佳作。首句“今日秋风里，何乡一病翁！”可见，在萧萧的秋风里，盛年的诗人忧病之余，犹如一个衰颓老翁。他勉强挣扎起来。“力微须杖起”，这是写实。更重要的则是下句“心在与谁同”，他想到前贤欧阳修的“老去自怜心尚在”，很自然地化用入诗。谢灵运于《田南树园激流植援诗》中也说过：“赏心不可忘，妙善冀能同。”作者尽管历尽磨难，颠沛流离，但此心尚在，此志不移。他独立西风里，四顾茫然，此情无人能喻。所以说“与谁同”，感慨极深。诗人虽是屡遭挫折，但他的心还不是死灰，还不是止水，他还想做一番事业。这是诗人的积极入世处。

　　诗人自身之疾，以及仕途坎坷，母亲去世等等灾难，使他大彻大悟，懂得了冤亲平等，皆属空虚。悟的次数之多，也就是说灾病之多（因每一灾病即有一悟）。“冤亲”句出于佛典，《华严经》说：“愿一切众生于怨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东智慧清净。”虽用了佛家语，诗中所表现的却不是四大皆空，而是一种因遭际不幸而起的无可奈何的悲愁。这种言外之情，表现得很明显。

　　最后一联，首尾照应，复写诗人的衰颓。“百年先得老”，和他在另一诗中所写的“白发满头生”一样，是经历了至悲至痛以后的呼号，一字一句，俱自胸臆流出，不是无病呻吟。“三败未为穷”，内涵更为丰富。春秋时代，管仲与鲍叔相交，管仲自叹：“吾尝三战三北，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史记》本传）诗人这里是化用“三战三北”之语，表明自己不因遭际坎坷而丧失志气，仍要一如既往，坚持操守，直道而行，不效阮籍穷途之哭。由此可见，诗人所祈祷和向往的，不是佛家的空无寂灭，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家之道。

　　另有观点认为此诗充满禅意，颔联中“心在与谁同”化用前人诗意，着眼于“心”，此为佛教心性学说在文学创作上的具体发挥。作者颈联两句“灾疾资干悟，冤亲并一空。”即是回答“心在与谁同”，说他的“心”是与佛教禅宗“同”了。千灾百难，久病缠身，现实中所遇诸多烦恼，帮助他对人生真谛多次获得了领悟，即“冤亲并一空。”“冤亲”除了出自《华严经》外，《五灯会元》也云：“佛家慈悲，冤亲相等。”这其实就是泯灭是非观念，超离“烦恼障”，用以调整失去平衡的精神世界。诗人说：他从现实中所领悟到的，除了“等冤亲”之外，还有“一空”，那就是。四大皆空”。这就是他对人生的领悟。尾联则进一步补足获得这种人生领悟的主要契机，作者化用管仲语意，其意是说：人生一世，不过百年，而我已是未老先衰，尚且要念及老母。仕进既已无望，倒不如“于冤于亲，等心摄受，皆令安乐，智慧清净”。原来，他所谓的“心”，即为佛教“等心摄受”的“心”。看来，他确乎欲摒除妄念，清净本心了。他确乎对人生已是因“灾疾”而彻悟了。

　　陈师道是孤芳自赏、不求谐俗的苦吟诗人。他的作品，有人称之为“非一过可了，近于枯淡”。黄庭坚说，陈师道作诗“十度欲言九度休，万人丛中一人晓”。可见他诗的内涵不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人们常称引的不过是《别三子》、《示三子》、《春怀示邻里》等有限的几首。实际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所说，他的五律，尽管有时“失之僻涩”，但“佳处往往逼杜甫”。这首《病起》，质朴老苍，沉郁顿挫，正是它逼近杜甫的五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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